「我是谁？」这个问题，是否曾在某段时光困扰过你？电影导演周冠威与建道神学院圣经系助理教授叶应霖，都不约而同从小就思考这个问题。虽然两人走不同的路，一个沉迷电影语言，一个遇上利科（Paul Ricœur）的叙事理论，他们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两人在浸大基督教周的一场对谈中提到，回答「我是谁」不能迴避别人，什至往往是透过一次重要的相遇、撼动，才让人真切感到自己活着。
叶应霖其后与浸大宗哲系系主任郭伟联讨论利科的诠释哲学，更深入探究叙述「自我」的种种问题。在利科的启发下，两位神学人意识到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要以生命对照文本、让文本形塑自我，才能重构人生叙事；也体会到，信仰不是单纯地认信教条，而是同时带着怀疑与信任，走进传统和圣经中，不懈地寻求理解和盼望。
归于上主 弗拉基米尔（Vladimir）是俄罗斯中世纪的首都之一，位于莫斯科以东二百米，拥有可追溯到十二世纪的重要建筑，例如两座东正教大教堂，一座修道院与相关的建筑物，这些都已成为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
耶稣清水变酒一事，于约翰福音二章11节如此描述：「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神迹，既为迦拿婚宴解除了危机，让主人与宾客同享佳酿，更让门徒认识上主的大能。今天，有牧者以酒作媒介，让离堂信徒、对基督信仰充满疑惑的人聚首一堂，希望透过坦诚真挚的接触，同享上帝恩典的美好，让更多未得之民得着福音。这个由牧者主理的Pastor Bar，于十月中旬「开业」。
……如果堂会的礼仪和宣讲，将大地和寓居其上的非人类受造物排除在外，我们很自然地便认为创造、堕落与救赎，只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事，看不见圣经所启示的整全救恩。反过来说，当大地众生重新成为崇拜礼仪的构成要素，我们自然会察觉，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以及促成这些的罪性，包括自私、贪婪和冷漠，其实是与救恩对立的力量和权势，于我们的信仰攸关重要。……
基督教在观塘的事工，最早应是1959年12月于观塘新区（鸡寮徙置区）A座／23座开办的观塘循道学校。新区落成后，一批原居于老虎岩富美村的潮语浸信会会友获安置于此。1960年九龙城潮语浸信会向政府申请在C座／21座天台开办观塘小学（潮光小学）并设观塘布道所。又在D座／20座天台办潮光幼稚园。由于会友增多，天台教会地方不敷应用，1965年向政府购得翠屏道地段建堂，新堂于1967年落成启用，教会改名观塘潮语浸信会……
绘画中国画时，不会填满整个空间，总会在某些位置留白，让观赏者在这留白的空间有更多想像。过去几年，不少人心里烦躁不安、无奈、无助，我们又有没有为自己的生活留白？
道在人间灵修、辅导、文化中心主任陈国权牧师平日会画中国画来纾压，这次他跟我们分享国画灵修的经验，如何在过程中放下内心忧虑，并在宁静与祥和之中经历上帝，与他对话。陈牧师说，在今日生活忙碌的香港，不少人心灵缺乏；原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盏「灯」，但现在熄灭了。盼望观赏国画能帮助生命再次点燃那带来喜乐、希望的灯，为生活加添一份美感。
说起土地抗争，香港人或许会马上想到菜园村或者新界东北开发；更远一点，大概还有韩农事件。如今，香港也有不少人回归土地耕作，进行不同的集体生活实验。作为农业大国的菲律宾，不少抗争都是草根农民和大开发商及政府之间的角力，开发商大肆收地，发展商业项目，农民死死捍卫自己祖辈生活的土地所有权和耕种权。
Lupang Ramos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不仅有三十年的抗争历史，更是一场自给自足自治的社区实验，又是一个沉浸式的宣教工场。尽管处境不同，听过他们的故事，总能让我们为邻舍祷告时，可以更具体而「到地」。
……基督徒的社会行动，虽然可以是基督爱和责任的必要表现，但是基督徒首要的工作，始终是召唤人们进入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和释放的团契中。……
继二〇二一年的首届Hypersonic Fest后，Hypersonic Lab于上月十日在九龙湾展贸中心举办第二届Fest，全日参与人次共约1500人。今届音乐节的音乐与艺术形式多元化，多队基督教音乐团队亦联乘带领敬拜环节，这些都让人看见基督教音乐也可以很「潮」。无论来自港、台的队伍，其音乐均表达出受压中自由与盼望的信息。
疫情后首办的音乐节，使人看见香港仍有很多对基督教音乐有兴趣的年轻人。教会与基督教机构有什么可以学习和思考之处？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龚立人今年退休，开始过上「两蚊鸡一族的生活」。在大学执教廿七年，龚立人一直有着多重身份：大学教授、课程「Killer」、社会评论者、父亲与丈夫。除了教学、研究、牧会之外，他也因关注性小众而受到不少教会反对。尽管难以一言蔽之龚立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但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大概是他总是云淡风轻、平实自在的模样。本次专访中，龚立人谈论他的工作与生活，不难从中发现他一以贯之的为人哲学。
梵蒂冈的传播部（DicasteryforCommunication）刚于五月底发表文章，探讨牧者如何用社交媒体牧养群体。在疫情前，由于天主教持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即圣餐中的饼与杯会借祝福实在地转化为耶稣的身体与血，故此天主教徒在疫情前期多认为网上崇拜等活动只是暂时替代实体活动，是在无可选择下才做的措施。该文章却对数码世界有较正面的回应，引用了意大利科技哲学家卢恰诺弗洛理迪（LucianoFloridi）的「Onlife」概念，指出上网（online）已是生活（life）的一部份，现代文化已等同数码文化，所以网上╱网下的二元论不适合当代社会。文章指出，当下讨论的问题不应是我们如何抽离数码文化才能好好过活，而是我们怎样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建立互信、彼此守望的数码世界。数码神学（DigitalTheology）的研究其实也是从这个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已与数码文化相连，我们怎样从神学角度来认识这个世界，并更与上帝联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面对人才外流问题，赵天恩牧师及其中国教会研究中心的同工，在这个社会场景下创办了中国宣道神学院。三十多年过去，社会再次出现急剧变化，移民潮再现，信徒回应召命的方式也改变。对神学院而言，当前所面对的是怎样的神学教育挑战？与此同时，赵天恩所提出的「三化」（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中宣异象，对基督信仰在当今香港的实践与传播，有何意义？新任中宣院长陈凯欣博士接受本报专访，分享她对神学教育需要及「三化」实践的见解。
在纷乱时代凝望基督 在这个纷乱、动盪及离散的时代，我们的身心充斥着无法磨灭又无可言喻的无助、失望、失落、压力、恐惧、不安，什或是不同的创伤。此刻的香港人在压力下，身心灵都破碎不安。在离散中，家人和挚友......
百年老区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割让予英国，香港殖民地版图首次扩展。据1861年的人口普查，九龙人口约5,105人，分布于尖沙咀、马头围、土瓜湾及旺角等村落。虽然香港域界有所扩充，但......
日本东京的六四事件卅五周年纪念活动。在场有不少义工，都以某种方式变装，带着面具和帽子，什至像一九年香港示威现场的年轻人一样，一身黑装将自己包得密密实实，以免真实身份被辨认出来。他们多是去年「白纸运动」之后涌现、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行动者，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主办六四纪念集会。
大家认识张满源，多是因为廿年前的「李先生超速驾驶」广告，或早前他在电影中饰演死尸，但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位热爱讲道的神学生。从前他曾尝试在演戏与信仰中二择其一，但发现自己只是在实践一种僵化信仰。梦想和信仰，是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挣扎与疑惑中，他继续按自己对演戏与讲道的热情追梦，什至融合两者。张满源的故事告诉我们，矛盾是信徒的常态，但我们总要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
基督新教于一八三三年传入泰国，至今接近两百年。在以佛教为主的泰国，佛教徒人口占百份之九十以上，基督徒人口只略高于百份之一，算是社会中的极少数，而其中多数为少数民族，真正的泰国人基督徒就更少。尽管与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处境不同，泰国基督教会亦正面临不少相似的考验：文化冲击、年轻人流失、面对社会变迁反应迟缓，还有一桩空前的庭审案件……本报记者访问思想进步（progressive）、曾经或仍在教会体制内事奉的牧师、神学工作者以及社工，听听他们如何看待教会的困顿、弊病与出路。
袁天佑牧师七月十五日安息主怀，两星期以来教内悼念怀缅之情不绝。袁牧师一生忠实传讲上主的道，指引教会行出在时代的使命；又笔耕不辍，撰文以信仰的立场回应时事。这些都成为教会宝贵的教导。 我们今期将回顾袁天......
给成年人的基督教教育 上两期谈及的基督教教育，表面看来是指向婴幼儿和青少年，其实也同样是给成年人的基督教教育，因为内容也是成年人所需要学习和认识的。正如这系列中，我们描述的「系天」、「寻真」、「觅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