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這個問題，是否曾在某段時光困擾過你？電影導演周冠威與建道神學院聖經系助理教授葉應霖，都不約而同從小就思考這個問題。雖然兩人走不同的路，一個沉迷電影語言，一個遇上利科（Paul Ricœur）的敘事理論，他們卻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兩人在浸大基督教週的一場對談中提到，回答「我是誰」不能迴避別人，甚至往往是透過一次重要的相遇、撼動，才讓人真切感到自己活著。
葉應霖其後與浸大宗哲系系主任郭偉聯討論利科的詮釋哲學，更深入探究敘述「自我」的種種問題。在利科的啟發下，兩位神學人意識到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要以生命對照文本、讓文本形塑自我，才能重構人生敘事；也體會到，信仰不是單純地認信教條，而是同時帶著懷疑與信任，走進傳統和聖經中，不懈地尋求理解和盼望。
歸於上主 弗拉基米爾（Vladimir）是俄羅斯中世紀的首都之一，位於莫斯科以東二百米，擁有可追溯到十二世紀的重要建築，例如兩座東正教大教堂，一座修道院與相關的建築物，這些都已成為弗拉基米爾和蘇茲達爾......
耶穌清水變酒一事，於約翰福音二章11節如此描述：「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他了。」這個神蹟，既為迦拿婚宴解除了危機，讓主人與賓客同享佳釀，更讓門徒認識上主的大能。今天，有牧者以酒作媒介，讓離堂信徒、對基督信仰充滿疑惑的人聚首一堂，希望透過坦誠真摯的接觸，同享上帝恩典的美好，讓更多未得之民得著福音。這個由牧者主理的Pastor Bar，於十月中旬「開業」。
……如果堂會的禮儀和宣講，將大地和寓居其上的非人類受造物排除在外，我們很自然地便認為創造、墮落與救贖，只是上帝與人類之間的事，看不見聖經所啟示的整全救恩。反過來說，當大地眾生重新成為崇拜禮儀的構成要素，我們自然會察覺，環境破壞和氣候變化，以及促成這些的罪性，包括自私、貪婪和冷漠，其實是與救恩對立的力量和權勢，於我們的信仰攸關重要。……
基督教在觀塘的事工，最早應是1959年12月於觀塘新區（雞寮徙置區）A座／23座開辦的觀塘循道學校。新區落成後，一批原居於老虎岩富美村的潮語浸信會會友獲安置於此。1960年九龍城潮語浸信會向政府申請在C座／21座天台開辦觀塘小學（潮光小學）並設觀塘佈道所。又在D座／20座天台辦潮光幼稚園。由於會友增多，天台教會地方不敷應用，1965年向政府購得翠屏道地段建堂，新堂於1967年落成啟用，教會改名觀塘潮語浸信會……
繪畫中國畫時，不會填滿整個空間，總會在某些位置留白，讓觀賞者在這留白的空間有更多想像。過去幾年，不少人心裡煩躁不安、無奈、無助，我們又有沒有為自己的生活留白？
道在人間靈修、輔導、文化中心主任陳國權牧師平日會畫中國畫來紓壓，這次他跟我們分享國畫靈修的經驗，如何在過程中放下內心憂慮，並在寧靜與祥和之中經歷上帝，與祂對話。陳牧師說，在今日生活忙碌的香港，不少人心靈缺乏；原本每個人心裡面都有盞「燈」，但現在熄滅了。盼望觀賞國畫能幫助生命再次點燃那帶來喜樂、希望的燈，為生活加添一份美感。
說起土地抗爭，香港人或許會馬上想到菜園村或者新界東北開發；更遠一點，大概還有韓農事件。如今，香港也有不少人回歸土地耕作，進行不同的集體生活實驗。作為農業大國的菲律賓，不少抗爭都是草根農民和大開發商及政府之間的角力，開發商大肆收地，發展商業項目，農民死死捍衛自己祖輩生活的土地所有權和耕種權。
Lupang Ramos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不僅有三十年的抗爭歷史，更是一場自給自足自治的社區實驗，又是一個沉浸式的宣教工場。儘管處境不同，聽過他們的故事，總能讓我們為鄰舍禱告時，可以更具體而「到地」。
……基督徒的社會行動，雖然可以是基督愛和責任的必要表現，但是基督徒首要的工作，始終是召喚人們進入耶穌基督帶來的救恩和釋放的團契中。……
繼二〇二一年的首屆Hypersonic Fest後，Hypersonic Lab於上月十日在九龍灣展貿中心舉辦第二屆Fest，全日參與人次共約1500人。今屆音樂節的音樂與藝術形式多元化，多隊基督教音樂團隊亦聯乘帶領敬拜環節，這些都讓人看見基督教音樂也可以很「潮」。無論來自港、台的隊伍，其音樂均表達出受壓中自由與盼望的信息。
疫情後首辦的音樂節，使人看見香港仍有很多對基督教音樂有興趣的年輕人。教會與基督教機構有甚麼可以學習和思考之處？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今年退休，開始過上「兩蚊雞一族的生活」。在大學執教廿七年，龔立人一直有著多重身份：大學教授、課程「Killer」、社會評論者、父親與丈夫。除了教學、研究、牧會之外，他也因關注性小眾而受到不少教會反對。儘管難以一言蔽之龔立人是怎樣的一個人，但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大概是他總是雲淡風輕、平實自在的模樣。本次專訪中，龔立人談論他的工作與生活，不難從中發現他一以貫之的為人哲學。
梵蒂岡的傳播部（DicasteryforCommunication）剛於五月底發表文章，探討牧者如何用社交媒體牧養群體。在疫情前，由於天主教持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即聖餐中的餅與杯會藉祝福實在地轉化為耶穌的身體與血，故此天主教徒在疫情前期多認為網上崇拜等活動只是暫時替代實體活動，是在無可選擇下才做的措施。該文章卻對數碼世界有較正面的回應，引用了意大利科技哲學家盧恰諾弗洛理迪（LucianoFloridi）的「Onlife」概念，指出上網（online）已是生活（life）的一部份，現代文化已等同數碼文化，所以網上╱網下的二元論不適合當代社會。文章指出，當下討論的問題不應是我們如何抽離數碼文化才能好好過活，而是我們怎樣共同努力，營造一個建立互信、彼此守望的數碼世界。數碼神學（DigitalTheology）的研究其實也是從這個方向發展：如果我們的日常生活已與數碼文化相連，我們怎樣從神學角度來認識這個世界，並更與上帝聯繫？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面對人才外流問題，趙天恩牧師及其中國教會研究中心的同工，在這個社會場景下創辦了中國宣道神學院。三十多年過去，社會再次出現急劇變化，移民潮再現，信徒回應召命的方式也改變。對神學院而言，當前所面對的是怎樣的神學教育挑戰？與此同時，趙天恩所提出的「三化」（民族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中宣異象，對基督信仰在當今香港的實踐與傳播，有何意義？新任中宣院長陳凱欣博士接受本報專訪，分享她對神學教育需要及「三化」實踐的見解。
在紛亂時代凝望基督 在這個紛亂、動盪及離散的時代，我們的身心充斥著無法磨滅又無可言喻的無助、失望、失落、壓力、恐懼、不安，甚或是不同的創傷。此刻的香港人在壓力下，身心靈都破碎不安。在離散中，家人和摯友......
百年老區 1860年中英簽署《北京條約》，九龍半島割讓予英國，香港殖民地版圖首次擴展。據1861年的人口普查，九龍人口約5,105人，分佈於尖沙咀、馬頭圍、土瓜灣及旺角等村落。雖然香港域界有所擴充，但......
日本東京的六四事件卅五週年紀念活動。在場有不少義工，都以某種方式變裝，帶著面具和帽子，甚至像一九年香港示威現場的年輕人一樣，一身黑裝將自己包得密密實實，以免真實身份被辨認出來。他們多是去年「白紙運動」之後湧現、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行動者，這也是他們第一次主辦六四紀念集會。
大家認識張滿源，多是因為廿年前的「李先生超速駕駛」廣告，或早前他在電影中飾演死屍，但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位熱愛講道的神學生。從前他曾嘗試在演戲與信仰中二擇其一，但發現自己只是在實踐一種僵化信仰。夢想和信仰，是否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掙扎與疑惑中，他繼續按自己對演戲與講道的熱情追夢，甚至融合兩者。張滿源的故事告訴我們，矛盾是信徒的常態，但我們總要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心。
基督新教於一八三三年傳入泰國，至今接近兩百年。在以佛教為主的泰國，佛教徒人口佔百份之九十以上，基督徒人口只略高於百份之一，算是社會中的極少數，而其中多數為少數民族，真正的泰國人基督徒就更少。儘管與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香港處境不同，泰國基督教會亦正面臨不少相似的考驗：文化衝擊、年輕人流失、面對社會變遷反應遲緩，還有一樁空前的庭審案件……本報記者訪問思想進步（progressive）、曾經或仍在教會體制內事奉的牧師、神學工作者以及社工，聽聽他們如何看待教會的困頓、弊病與出路。
袁天佑牧師七月十五日安息主懷，兩星期以來教內悼念懷緬之情不絕。袁牧師一生忠實傳講上主的道，指引教會行出在時代的使命；又筆耕不輟，撰文以信仰的立場回應時事。這些都成為教會寶貴的教導。 我們今期將回顧袁天......
給成年人的基督教教育 上兩期談及的基督教教育，表面看來是指向嬰幼兒和青少年，其實也同樣是給成年人的基督教教育，因為內容也是成年人所需要學習和認識的。正如這系列中，我們描述的「繫天」、「尋真」、「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