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在本質上是一場具有明確政治訴求的學生運動。巴黎和會傳來的消息,激發了青年學生的救亡意識與政治醒覺,徹底改寫了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政治生態。五四在廣義上也被理解為新文化運動的延展,新思潮在五四前的流播,啟蒙了民初一代的青年學生,開創現代中國思想的新局面。這是一場由救亡意識激發的民族主義運動,對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歷史的影響,可說是全面及深遠的。基督教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員,實難置身事外。本文以五四學運為研究中心,探討中國基督教對巴黎和會及五四學潮的不同回應。……
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在本質上是一場具有明確政治訴求的學生運動。巴黎和會傳來的消息,激發了青年學生的救亡意識與政治醒覺,徹底改寫了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政治生態。五四在廣義上也被理解為新文化運動的延展,新思潮在五四前的流播,啟蒙了民初一代的青年學生,開創現代中國思想的新局面。這是一場由救亡意識激發的民族主義運動,對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歷史的影響,可說是全面及深遠的。基督教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員,實難置身事外。本文以五四學運為研究中心,探討中國基督教對巴黎和會及五四學潮的不同回應。……
……馬克伍茲的立場完全沒有護教學的元素,在以上四個立場中這是最謙卑的,黑洞吞噬了有數十億顆恆星和行星的星系,他只是承認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這看似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回應,但我卻佩服得五體投地。……
「……近十年來,由於內地政局的改變,國家加強了對香港事務的參與,也把香港的發展包括在國家全局發展的計劃之內。年輕一代對國家及香港社會的各種不滿,化為對大陸和中國人身份日漸的疏離,而強調本土意識與港人身份。不過,無論香港怎麼發展下去,大概也離不開香港作為中華大地的一部份及中國文化為所有華人的共同遺產。而不同地方教會的關係,不論所屬國家或地區是否相通或敵對,主內肢體的關係還是應該超越政治上的友好或分歧的。……」
「……待人接物、倫理抉擇,往往是建基於日常生活的操練。任何一個群體都是這樣的。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群體自有其生活方式,跟墮落世界的各種以我為主,不以耶穌為主的群體很不一樣。耶穌的言教和身教,是這個群體日常生活的指引、規範,當這個群體跟從耶穌在自己的職場之中生活的時候,就是作出見證……」
香港已回歸中國廿二年,但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仍偏低,故此特區政府不停大力推動國民教育。《國歌法》和國歌教育立法,可被視為推行國民教育的方法。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也展開《國歌法》和國歌教育立法的工作。對於《國歌法》的實施與國歌教育的推行,香港社會反應兩極。
國家強硬地通過教育加增人民對國家和政權的認同,基督徒的角色是甚麼?我們又應當如何自處呢?聖經有教導我們當順服在上的掌權者,但在甚麼情況之下,聖經教導我們需要拒絕順從呢?舊約時代但以理的事跡,能夠給今天的基督徒,在極權主義高舉的時代中,一些明確的啟示。
「……兒童需要安全友善的環境和負責任的照顧者。他們需要我們的愛心,我們的時間和心思。他們需要從遊戲和玩耍中歡笑和喜樂。從歡樂中她得以健康發展、對學習產生興趣、喜歡這個世界、對世界充滿希望。難怪聖經說喜樂的心就是良藥!當我們量度兒童學術成就進度的時候,是否也應當關心他們的安全指數、快樂指數、他們是否有好奇心,又是否有喜樂的心,還有沒有童心?!……」
在西方,「靜觀」也不單只作為個人的興趣性實踐,也成為在政府部門(包括軍方和醫院)、體育機構、學校、社區中心、基督教非牟利機構,及私人牟利機構的活動項目。並且,其相類似而又強調非宗教性的佛教「禪修」,也廣為大眾所歡迎,就算是基督徒也參與在其中。
但這些標榜對身心靈皆有幫助的實用性靜觀和禪修,究竟源於何處?它們有宗教意味嗎?這與基督教信仰是否有所衝突?基督教機構(學校、社區中心)應否主辦或協辦?教會可否鼓勵或勸阻參與?及基督徒個人應否參與呢?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本文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但鑒於篇幅之限,只可以作簡潔的闡述。
「……未來中國政教關係的發展,註定是曲折的、不平靜的、充滿了艱難與博弈,這不是因為中國教會執意要反對某個黨與世俗政權,也不是因為中國基督教徒不愛國,而是因為中國政教關係的背後,是一場對真理的壟斷與反壟斷的鬥爭。在世俗政權放棄對真理的壟斷之前,這場屬靈的爭戰不會結束。……」
中國遠古的文學作品記錄了人類創作詩歌的單純動機:情感鼓蕩在心裡,透過言語說出來,言語無法表達,惟有嗟歎,嗟歎也難以表達時,就唱起歌來。詩歌是基督教信仰一個重要部份,聖經中的詩篇本是唱出來的歌詞。不同世代的不同地域,信徒以音樂配合文字,作為心裡的「志」,唱出來的心聲,獻給所愛的上帝,亦留下給當世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信徒,承傳這不息「詠歌」的精神。
香港作為一個小城,本土詩歌的數量相比龐大的中國雖然只是少數,卻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並且一直展現其獨特的活力。如今,黃金盛世已不再,但香港粵語詩歌的發展仍是充滿希望。
「……現時的爭議某程度上是一個光譜:一邊廂,有人會覺得基因編輯違反自然,亦可能令得世界變得更恐怖;另一邊廂,亦有人覺得人為和自然的界線不明,但治病是天經地義,父母亦有責任為子女提供最好的生活,包括良好的醫療……」
「……不合作、不賣賬、不同流應該是個先決的大原則,但其實也是知易行難的,一來因為絕大部份地帶都變得灰色,難以分辨,二來對很多人來說,也因為覺得沒有其他選擇——假如當全城的餐廳都是深灰至黑色的,難道你不出去吃飯嗎?何況他們的食物確實做得不錯。因此,在這樣的大原則之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塑個人和群體的日常生活自覺……」
「……2018年的中國,教會和社會都得到一個機會,來學習和區分這兩者的不同。作為一種有意識的、基於以福音為中心的教會論的覺醒,2018年是一個教會不服從的元年,是基督崇拜與凱撒崇拜這一普世的宗教戰爭,在中國的一個新回合。……」本文轉載自四川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專頁,作者為該會牧師。該會於十二月九日傍晚起有逾百信徒被當局帶走問話,並要求簽署文件表明不返教會聚會。
馬六甲英華書院建校二百週年,現時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展出了多項與英華有關的珍貴歷史文物。筆者多年前曾撰寫英華的歷史,至今重看這段歷史,發現可從另一角度來理解英華書院、香港教會及香港社會。英華遷港,是象徵了香港教會與海外華人社群聯繫的一個先聲,而這種與海外社群,特別是與海外華人社群聯繫的特性,是香港開埠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特色之一。今天大家都在思考香港的路向,從這段歷史當可看到過往的一種形態,供我們思考未來的可能性。
「……曾經,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處於獨特的時空環境,相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政局,為金庸帶來了書寫空間,也展現出香港人身份的複雜態度。不難推斷,如果金庸生活在中國大陸,就不會有目前所見的新派武俠小說寫法;沒有新派武俠小說的寫法,就不會有如此突出的文學魅力、影響力或崇高成就。……」
編按:英華書院為紀念創校二百週年,早前舉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當中有講者論及該校首任校長、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翻譯聖經、傳教、本港教育等的貢獻。透過本文,我們能反思理雅各把中西文化交流的劃時代意義,從這位傳教士與漢學家身上認識及思索這段珍貴的基督教來華史。
四川成都秋雨聖約教會自今年五月十二日舉辦五一二地震紀念聚會遭當局衝擊後,數月來不同的佈道所接續傳來被衝擊的消息,弟兄姊妹也承受不同程度的騷擾。近日該教會主任王怡牧師發表本文,講述他們往後面對逼迫時的態度和打算,供內地其他教會參考,也值得香港信徒細讀。
⋯⋯香港教會需要一套新的論述來重新定位,出版在這時候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傳統教會,也需要調整步伐,固本培靈,重新凝聚其信徒。這時候我們需要有不同路線的出版社,出版大量不同的論述,以供篩選。不同派系都要到處投石問路,才能知道哪些路原來不是路,哪些路竟然是條路。新一代的香港教會文化將在眾聲喧嘩中逐步成形,把「福音」的光譜再一次演繹出來。但我們看得見這是出版的大時代嗎?⋯⋯
⋯⋯九七往後二十年,反國教、雨傘運動、兩制成一制、國內教會被打壓——教會的噤聲能歸咎缺乏文化和社會研究?教會的淺化及疲乏、自植能力低,隨波逐流多、出席聚會多,好勝誇口卻未能將接收到的信息讀得通,難言整合。我們的聖經、神學、讀書生活支離破碎。靈修聚會只是節目。拿來主義、成功神學,缺乏神學反思的牧養,缺乏埋身牧養的青少年工作者,沒有中層的牧靈者,只有議事的領袖。今天,當某些信眾似乎是安穩的在應許之地,唱出似乎是微聲盼望的詩歌時,我並沒有感動。對於傘後的新興教會的建立,我更有共鳴。⋯⋯
聖經的雅歌寫男女性愛,十分吸引。詩中男女歡愛的比喻,呈現一種靈慾合一、性愛神聖的歡愉。這境界,倒反而鮮有在教內追求探索,也少書寫分析。如果單看《呂振中譯本》的雅歌四章5節:「你的兩乳好像一對小鹿仔,就是瞪羚羊雙生的,在百合花中吃草的。」這句即或無法判別有沒有性行為,裸露了乳頭,不知淫審處會否視為屬於「不雅」?查經班在仔細的文本分析之前,即談論新郎新娘如何比喻上帝與教會。即或如此,還得從整個文本及其文學方法進入檢視,當中深埋的隱喻和旨趣。……
國家宗教事務局政法司副司長劉金光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中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 基督教中國化的討論,過去兩年在國內非常熱,它不單是宗教界及基督教教會的事,更是國家對宗教政策的事。我們討論「基督教中國化」,已經不能單限於教會自身,它本身已經是一個政治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