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库 > 昔日讲场

……体制的正面转化必须发自对人性深切的关怀，而不是对人性的残害。邪恶的摧残以及苦难的悲痛在人类历史中随处可见，尤其是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远远超过人的理性言说，什至超越人可承受的局限。面对邪恶与苦难，人所能给予的最好答案与最大努力往往显得极其荒谬和脆弱。在现实而平凡的日子中，人需要学习接受与承载人生的残缺，容许生命有一条十字架的苦伤道。……

……「恶的平庸」概括了艾希曼由人到非人的变形记，耶路撒冷审判成为展示这个变形过程的巨型幻灯机。阿伦特和菲斯特惊讶地发现，这个血肉淋漓的纳粹解剖学过程击碎了关于「恶的深刻」的神话。在魏玛共和国与第三帝国初期，恶要么被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推动历史前进的那个神秘的「否定」，要么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个想要杀死基督的宗教大法官，两者含义不同，但都有超出庸常的深度。……

……艾希曼的平庸体现于他滑稽而空洞的言语方式之中：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爱讲深奥的东西，比如用康德的道德义务论来解释自己对上级俯首帖耳；当法庭让他个人性地陈述犯罪事实时，他却不由自主地使用起官僚语言，真诚地喋喋不休，直至陈述完全失去意义。艾希曼这种可笑的言说方式与他犯下的可怖罪行反差极大，这种漂浮在恐怖之上的喜剧感让阿伦特感到迷惑，「恶的平庸」表达了她的震惊和失语。……

……以此比喻香港的本土身份，曾司长强调了其中一面──港人应无条件珍惜爱护香港，好像母道在挑战中仍不被动摇。司长大概明了为政者其实完全依赖市民拥抱健康的本土情怀，才能够有效施政；但司长却似乎忽略了若没有合乎常理的社会条件，所谓健康不暴力的本土情怀是不会增长，什至无以为继。……

……同样道理，基督徒亦不能要求其他受苦的人，要他们忍耐欺压和饶恕别人。所以，当我们面对社会上受欺压的人，不应呼吁他们忍耐和饶恕，而是要按着基督「爱邻舍」的诫命，尽心帮助他们，为他们伸张正义。否则就是纵容罪恶，令社会更加不安。……

……这次补选中确实有不少选票是基于杨岳桥这个人，什至梁天琦这个人，在选举过程和辩论中的纯真和真诚而投给他们的。「暴徒律师」、「暴徒」等简单而恶意的标签和抹黑，显然无法说服独立思考的成熟选民……

……作为一个平凡选民，我毋须美化任何政治人物，因为看到许多满怀理想的从政者，一旦进入立法会后，在多种妥协与对抗中，转变了嘴脸，忘记或淡化了昔日的承诺。然而，在这次的选战中，除了政党、政见与选战策略，参选者的质素与为人必然是个打动人心的因素之一。我惊讶地看到，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一个政坛新人竟然将做人、追求良善成为一种从政的新视界（vision）。……

过去，本土意识不少人不愿意宣之于口，部份原因是它触及政治禁忌：港独、去中国化、锁港和排外等。经过二○一六年农历年初一的冲突，市民对本土意识的联想更呈极化（polarize）。本土意识和武力抗争一时间好像变成同义词，但这关联并非必然，保守的秩序也可以充斥着暴力。新生代中不少人拥抱本土意识和想像，教会除非打算任由他们在外头漂流，否则不能自绝于他们的世界。教会对本土进行思考，应由信徒个人的层面起步。……

⋯⋯然而，人的行为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他们生命的最终判词或结语呢？果真如是，上帝的怜悯和应许仍然是有条件的，而人自己的抉择则是无条件的；并且，生命是暂时和虚幻的，而死亡却是终极和不可逆转的。圣经中的上帝是那使光从黑暗里发出来的上帝，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

……我们必须回到耶稣的榜样。这位和平之君没有仇恨，并乐意饶恕，然而他却没有隐藏愤怒。耶稣绝不憎恨他的敌人，却表达对罪和不义的愤怒。这样看来，愤怒与和平并没有冲突，愤怒和仇恨亦很不同：愤怒的对象可以是人、行为、或事情；但仇恨的对象却必定是人。在愤怒的背后，存有罪人悔改和消灭不义的盼望；但在仇恨的背后，只有置仇敌于死地的渴望。就是这原因，耶稣不憎恨仇敌，而他对罪人发怒，其实反映着对他们的爱，盼望他们悔改。耶稣「爱仇敌」，就在他的愤怒中显明。……

⋯⋯二月八日深夜，旺角出现警民激烈冲突，百多人受伤，许多人纷纷出声谴责事件中的暴力行为。过往社会角力的暗涌，在此事件中再度以尖锐冲突的形式呈现。而大年初三就是大斋期的头一天，在这充满不安与纷扰的城市中，人人在各自的表述中，期待对前因后果说出个故事，但却找不到互相联系的情节，也编不出一个祥和的开年图画。只见人与人形成更多疏离，社会产生的敌对多过对人的关怀与接纳。
大斋期是一个回归安息的邀请，呼吁躁动的心灵安静下来⋯⋯

⋯⋯电影《十年》引用了先知阿摩司的话作为结束：「时势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摩五13下-14）我们不妨把这句话视为对整个香港社会，而不是仅仅对个人的一个劝戒：整个社会必须「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换句话说，香港的希望不在于最终哪一方赢、哪一方输；而在于整个社会是否愿意真正谦卑和宽容，学习共同寻求「共存活」的「共善」。⋯⋯

……以上为这五个故事作出的串连和诠释，只是我的个人的尝试和见解。不过这串连亦反映出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一些观点。从纳粹德国和苏俄的历史中，鄂兰指出极权政府的管治原则是把人民互相隔绝，而最有效的，不是牢狱等的身体隔绝，而是透过挑拨离间，把团结的人民打散，叫他们互相猜忌、彼此监控。最令人感到绝望的，莫过于从由隔绝而来的孤独感。孤独的人没有力量，也团结不了。一旦反抗力量不成气候，政权就稳如泰山，继续压制人民。鄂兰也指出，每个人都要避免自己不自觉地落入邪恶，成为政权的帮凶，而认真思考反省，就是对抗邪恶重要的方法。当我看《十年》时，觉得她的经验对今天香港有很切实的提醒。……

……《十年》因此可以是面对香港未来的新起点。在没有特定的解决方案下，《十年》邀请观众勇敢地面对和思考香港的未来，并做出应有的牺牲和选择。在没有特定政治正确的故事下，《十年》为新本土电影掀开序幕，把香港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十年》应该有续集，等待每一个香港人去讲述；另一不同角度的《十年》，有待每一个香港人去创造。……

……我们不能保证，十年后所处的社群不会变得虚假、邪恶与丑陋，但是却能继续在历史的脉络中理解自己身处的时空，对小市民的疾苦保持关怀，对事情作出有理据的思考与判断，在分辨是非中维护心灵不被污染。我们不能保证，十年后人心不会因外在制度的改变而趋向沮丧与麻木，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并如何回应生活，为了心灵不失去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可以找到彼此扶持前行的同行者。正如在过去两年，即便在最困厄的处境里，我们仍见到社会中有许多学者与前线工作者不停地反思与投入改革，也有许多人积极用不同的方式消解社会中的仇恨与恐惧。……

……我不认为整个香港政府或所有建制派的议员都只是中南海的走狗，但《本地蛋》中的一句话带出了整部电影的信息：香港社会已失去了信任。到头来无论政府做什么，总有人以阴谋论（《浮瓜》）解释。造成今天这种困局，政府有不能推诿的责任，若不正视问题，恐怕只会进一步把香港拖入深渊。……

近日接二连三的事件，令人几乎绝望。基建超支、铅水、TSA、版权条例、港大等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听民意、漠视民生、什至与民为敌的政权。书店负责人接二连三的失踪更显出背后那庞大势力的邪恶，叫人心寒。我的不少朋友对城市感到绝望，不少更喊着要移民，寻求彼邦乐土。
　　十多年前上演的电影《魔戒三部曲》可以给我们今天一些启示，也在黑暗中给我们一点盼望。……

……今天若我们只作「另类群体」不问政事，只会任凭政权继续干预教育事务，家庭继续受奴役。看来「另类群体」的观念说是漂亮，实践起来却难免「离地」。所以当教会是香港的主要办学团体，教会在家庭和教育有美好的信息和愿景，就必须在教育事务上积极参与和表达意见，才是进入世上的盐和光。

……若表现主义对人本质的阐述有其睿见，则神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审视基督信仰与文化艺术的关系。艺术不是人生命中诸多环节之一，人生存的型态便是艺术的展现——人选择某种形式以发抒性灵，而这种表达又必然植根于某种文化的传承之中。若这种文化缺少基督信仰的元素，我们又怎能期待渐渍于这文化的个体能足够地被喂哺，从而言说其自身的基督性灵呢？……

⋯⋯黑箱作业这样方便，校委会当然对光特别敏感，所以校委主席和部份涉事校委在洩密事件发生后，异口同声指责洩密者道德沦亡，一些建制人物更认为舆论对洩密事情的容忍和同情，是缺乏廉耻的表现。近日校委主席更私自采取法律行动，要禁制一切披露校委会议内容的行为，其霹雳手段，可谓既狠且快！形象化一点说，这不正是光明与黑暗之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