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有兩篇自辯之辭，幾乎同時在網上廣泛流傳：當香港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法院作出自辯，表白其公民抗命的初心；成都秋雨聖約教會主任王怡牧師被羈押逾48小時，教會發放王牧師的自白談信仰上的抗命。 

這種非暴力而事先張揚的抗命策略，內裡蘊含的信仰價值，細心閱讀二人分享的讀者不難感受得到。現時要說這種策略在今天有多少人贊同，仍是困難。若單看專家證人在佔案聆訊裡所披露的，當年現場只有百份之六點五的受訪者認為「響應及支持佔中三子」是他們參與佔領的非常重要原因；再加上庭上披露雙學三子的分歧，恐怕說大家對抗命傳統的信心仍有待建立，並不為過。

或許，面對一個現在不打算跟你講道理的對手，事先張揚是否一個有效的方法，有待商榷。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按現今政權對待和平非暴力抗命的態度，亦似乎意味著他們今後所面對的處境，會更為棘手。而事實上，作為推動現狀更新的運動，和平非暴力的抗命所樹立的道德價值典範，足以成為未來社會的新契約基礎。正如戴的結案陳詞所說：「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這裡讓人瞥見盼望——那能使人和社會擺脫「以暴易暴，以眼還眼」這惡性循環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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