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庆才（《时代论坛》五五○至五五三期）想借由E.D. Hirsch区别meaning和significance来疏缓释经学与诠释学的张力，看来也并不太成功。理由是，现代人能否正确地找出或者说出复原远古文本的作者的meaning？作者的meaning是否与文本的significance毫无任何关联？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阅读翻译难求百分百
事实上，所谓原文的阅读也就是一种翻译，而一切翻译一定是相对于一套特殊的分析性的假设，因此并没有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意义」（meaning）。任何的翻译虽然「相近」，但不能说是「相等」。把「意义」说成是孤立的，是假定了后设语言的存在，可是要证明后者又缺乏肯定的证据。
关键就在于罗氏仍停留在语言工具论的前提上看待文字，因此也就像逻辑实证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语言有其相对应的稳定意义。但是，将语言视为工具的看法，都很难经得起后期维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奎因（Quine）的批判。
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服务于不同的目地，语言的使用和用途往往是某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份，从而意义也是相对的多义（见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奎因也认为：「句子的真假值只能从某一理论或概念架构去决定，……同理，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同义句也只能根据某一套分析性假设才能论定」（见Word and Object）。那些把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翻译看为是确定的，正像是把句子的意义当作是博物馆中图画所附的文字标示，奎因形容是一种「博物馆的迷思」，即意义相对于标示、句子相对于图画。
语言的本体论意涵
原文主义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忽略了语言与我们生存关系的本体论意义，这是我致力于批判的。
语言预设了一套生活方式，这是语言的本体论意涵；消极的说，诠释学在这个意涵下理解到诠释活动的复杂性和其不确定性，积极的意思即是把我们对圣经文本的诠释带到一个更为丰富的面向去，而且还能够释放出更多宝贵的信息。因此，把诠释学的结果带到以为「各有各的理解就等于什么都不再相信」，事实上是一种严重的扭曲和误解，那算是自动放弃对真理的探索自以为是的弃权方式，或者是一种在传统的偏见下无出路、不安全的心态所致，这与诠释学所揭露的事实并没有太必然的关系。
通过维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分析，语言在「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不稳定性也就更加明显了。因此「相信原意」的存在，与「可不可能从原文获的原意」是不同的事。
群体之中寻意义
意义到底寓于何处，是在文本中，还是在读者中？答案是在「诠释的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里。费什（Stanley Fish）认为，「意义既不是确定的，以及稳定的文本的特征，也不是不受约束的，或者独立的读者所具有的属性，而是诠释社群所共有的特征」（见Reader-Response Criticism）。意义之所以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是通过诠释的社群得到的，这个诠释的社群既决定阅读的活动，也制约了这些活动所生产的文本，即形成一种由社群／体制／情势所制约的参与者，为把某一文本置于其观照境域之内而不断努力的历史。
换言之，基督徒诠释他所熟悉的圣经时，是由我们已经根深柢固的规範和习惯所制约，这些规範是先于我们的思维行为，我们只有置身于其中，否则理解的活动无法进行。因此在这个诠释的社群之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是受到制约的，这个系统一方面适应读者、向读者提供理解的範畴，另一方面读者反过来使其理解範围同他个人面对的文本相适应。
「唯信」：极化的「因信称义」
与罗氏不同，我认为的圣经真理不建立在种种懂得原文的解释上，因为原文本身就充满着不稳定性，更妄论原意的获得了。我认为，圣经的真理在于它是「上帝之言」，而且通过「基督中心」为理解的准则成为基督教信仰意义下的真理。
当一个人聆听圣经恩典的话语时，本质上是活生生的存在于真理的信仰体验中，救恩是上帝与人持续性的交往，因信称义的信心即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林后五：7）。我对原文崇拜和方法主义的反击，主要仍沿着「因信称义」的坚持，从中发展出的论点是「彻底的唯上帝真理论」与「不求凭据的信心」，既然上帝是「完全有别于人的他者」（The wholly Other），我们因着他的恩典而信的偏见也就是合法的（弗二：8）。这与反智、非理性、迷信无关，却与基督教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本质有关，基督徒应该可以理直气状的说：Hier stehe ich。
（全文完。部分分题为编者所加。）
（第五六六期，一九九八年七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