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慶才（《時代論壇》五五○至五五三期）想藉由E.D. Hirsch區別meaning和significance來疏緩釋經學與詮釋學的張力，看來也並不太成功。理由是，現代人能否正確地找出或者說出復原遠古文本的作者的meaning？作者的meaning是否與文本的significance毫無任何關聯？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閱讀翻譯難求百分百
事實上，所謂原文的閱讀也就是一種翻譯，而一切翻譯一定是相對於一套特殊的分析性的假設，因此並沒有獨立於語言之外的「意義」（meaning）。任何的翻譯雖然「相近」，但不能說是「相等」。把「意義」說成是孤立的，是假定了後設語言的存在，可是要證明後者又缺乏肯定的證據。
關鍵就在於羅氏仍停留在語言工具論的前提上看待文字，因此也就像邏輯實證論者所認為的那樣，語言有其相對應的穩定意義。但是，將語言視為工具的看法，都很難經得起後期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奎因（Quine）的批判。
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認為，語言在不同的語境中服務於不同的目地，語言的使用和用途往往是某種生活形式的組成部份，從而意義也是相對的多義（見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奎因也認為：「句子的真假值只能從某一理論或概念架構去決定，……同理，語言與語言之間的同義句也只能根據某一套分析性假設才能論定」（見Word and Object）。那些把語言與語言之間的翻譯看為是確定的，正像是把句子的意義當作是博物館中圖畫所附的文字標示，奎因形容是一種「博物館的迷思」，即意義相對於標示、句子相對於圖畫。
語言的本體論意涵
原文主義將語言視為一種工具，忽略了語言與我們生存關係的本體論意義，這是我致力於批判的。
語言預設了一套生活方式，這是語言的本體論意涵；消極的說，詮釋學在這個意涵下理解到詮釋活動的複雜性和其不確定性，積極的意思即是把我們對聖經文本的詮釋帶到一個更為豐富的面向去，而且還能夠釋放出更多寶貴的信息。因此，把詮釋學的結果帶到以為「各有各的理解就等於甚麼都不再相信」，事實上是一種嚴重的扭曲和誤解，那算是自動放棄對真理的探索自以為是的棄權方式，或者是一種在傳統的偏見下無出路、不安全的心態所致，這與詮釋學所揭露的事實並沒有太必然的關係。
通過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和奎因的「翻譯的不確定性」的分析，語言在「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之間的不穩定性也就更加明顯了。因此「相信原意」的存在，與「可不可能從原文獲的原意」是不同的事。
群體之中尋意義
意義到底寓於何處，是在文本中，還是在讀者中？答案是在「詮釋的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裏。費什（Stanley Fish）認為，「意義既不是確定的，以及穩定的文本的特徵，也不是不受約束的，或者獨立的讀者所具有的屬性，而是詮釋社群所共有的特徵」（見Reader-Response Criticism）。意義之所以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是通過詮釋的社群得到的，這個詮釋的社群既決定閱讀的活動，也制約了這些活動所生產的文本，即形成一種由社群／體制／情勢所制約的參與者，為把某一文本置於其觀照境域之內而不斷努力的歷史。
換言之，基督徒詮釋他所熟悉的聖經時，是由我們已經根深柢固的規範和習慣所制約，這些規範是先於我們的思維行為，我們只有置身於其中，否則理解的活動無法進行。因此在這個詮釋的社群之內，讀者對文本的理解是受到制約的，這個系統一方面適應讀者、向讀者提供理解的範疇，另一方面讀者反過來使其理解範圍同他個人面對的文本相適應。
「唯信」：極化的「因信稱義」
與羅氏不同，我認為的聖經真理不建立在種種懂得原文的解釋上，因為原文本身就充滿著不穩定性，更妄論原意的獲得了。我認為，聖經的真理在於它是「上帝之言」，而且通過「基督中心」為理解的準則成為基督教信仰意義下的真理。
當一個人聆聽聖經恩典的話語時，本質上是活生生的存在於真理的信仰體驗中，救恩是上帝與人持續性的交往，因信稱義的信心即是「憑著信心不憑眼見」（林後五：7）。我對原文崇拜和方法主義的反擊，主要仍沿著「因信稱義」的堅持，從中發展出的論點是「徹底的唯上帝真理論」與「不求憑據的信心」，既然上帝是「完全有別於人的他者」（The wholly Other），我們因著祂的恩典而信的偏見也就是合法的（弗二：8）。這與反智、非理性、迷信無關，卻與基督教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本質有關，基督徒應該可以理直氣狀的說：Hier stehe ich。
（全文完。部分分題為編者所加。）
（第五六六期，一九九八年七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