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先撰写的取向并非回应如蔡志森等对植堂的质疑（见《时代论坛》第六四七期）。早在九七年二月份，陆辉已於《教新二千通讯》就梁家麟与陈如炳等作出回应，笔者亦就此以「植堂的误解」（见《时代论坛》第四九八期）探讨有否需要植堂。这次笔者尝试根据刚公布的「九九香港教会普查」初步分析，以及一月中由教会更新运动邀请主领聚会的赵锦德牧师的观点（见《时代论坛》第六四八期），检视与反省本港植堂的现况。
由一九八○年至九九年三月这十九年内，本港教会的发展整体不错，从六百三十四间翻一翻上升至一千一百卅九间，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一（八九至九四年为高峰期，期间年增率为百分之三点九）。根据 DAWN（Discipling A Whole Nation）估计，全球福音派的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四点五；而本港的整体表现尚算不俗。
九七香港回归前，不少教会因着「九七因素」赶快建立福音据点，趋向非中心化的发展，再加上堂址空间所限，扩堂未必短期内达成，便转往植堂发展，尤以座落公屋或居屋内借用服务单位的堂会需求更为殷切。由於外在社区与楼宇面积的限制，堂会容纳聚会人数大多在一百人以内（加拿大平均为一百三十五人，美国平均为九十人，而本港的成人出席祟拜中位数字为八十一人）。常有教牧提倡堂会小组化或化整为零，平常采用「家聚」或小组形式，主日（并非每主日）聚首一堂，崇拜庆典。
八十年代，政府福利政策有助教会以低成本与低风险建立分堂，不少宗派与堂会竞投申办服务，如开设自修室、幼儿中心、老人中心、儿童及青少年中心等，立足於新市镇或市内重建计划中，植立分堂。然而近年福利政策转变，政府提倡整合性服务概念，由一机构或服务团体统筹某地区的社会服务（如圣公会在东涌新市镇）。当政府采用服务外判的管理哲学，对堂会发展是好是歹，现今难下结论；就九七年以後来看，确是不利透过社会服务资助方式植堂。
以本港过往高地价的客观形势（金融风暴之前），教会仍斥资购买不少物业，无论作为扩堂或植堂，殊非简单（尚未包括神学院与机构物业）。以现时堂会数目与人口比例来看，一九八○年为1:8120人而一九九九年则为 1:6008人，有理想的进展；堂会发展因应人口流动而有所调整，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植堂与否要视乎不同地区人口需要与未得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区域如港岛南（1:10562）、葵青（1:7899）与中西区（1:7691）等，堂会数量因应选址困难而偏低，而在某些交通方便地区如油尖旺（1:2699）、深水埔埗（1:3416）与九龙城（1:4414）则堂会数目较高。随着本港交通网络完善，人口不断迁移，信徒选择教会，考虑的因素不一定是邻近方便的一间，或许是一间高质素可兼容不同年龄需要的偏远堂会，或是有同辈一起返的堂会。
随着本港人口中位数字为卅六岁（教会信徒为卅二岁），对教会的需求是「全餐式服务」（full service program），而新植堂会的要求就是一家大小均能在其中找到满足。人口的迁流，带来的现实，是有部分信徒寻觅就近方便与提供整全服务的堂会。
另一重要因素影响植堂发展就是教牧同工的转换，只有百分之卅一点五在同一堂会事奉达六年或以上，而有百分之卅二点三不超过两年就更换工场。美国牧师的平均任期为五年，而本港同工则有百分之六十八点五在六年或以下。单从数据理解，教牧同工的不断更替，必然影响其原来堂会的发展；堂会历经同工变动，本能地只求自保，不思开拓。惟有牧者经年日琢磨，建立属灵权柄，才能领导堂会向外扩展。况且，堂会的成长有其自然规律，全速前进以後有休养生息的时期，停滞只是预留实力作下一阶段的突破。
再从群体布道的角度看，本港植堂发展仍有甚大空间。如新来港人士，在九六至九八年间，新来港人士总数为十六万七千五百零五人，而成功留在教会的有二千二百八十三人，占百分之一点四。一向中产的本港教会，要积极以具体行动回应新来港人士或基层群体的需要。另外，本港就业人口近八成从事服务界，意味着轮班或弹性上班时间，教会如果仍抱住只有一堂崇拜的主导模式，缺乏弹性兼顾非单一会众的需要，必然流失会众！
反对植堂人士在思考问题时，容易犯上简单或单一思考的毛病，漠视了所有新植堂会的发展阶段，而是单以结果衡量事物。既定的教会生态，就如本港神学院与机构的数目众多一样；强求堂会合并，集中发展，善用资源，倒不如让衰落堂会自然结束！整体而言，问题的焦点不是应否植堂，而是怎样建立与增植健康并具有再生能力的教会。
(第六五二期，二０００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