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先撰寫的取向並非回應如蔡志森等對植堂的質疑（見《時代論壇》第六四七期）。早在九七年二月份，陸輝已於《教新二千通訊》就梁家麟與陳如炳等作出回應，筆者亦就此以「植堂的誤解」（見《時代論壇》第四九八期）探討有否需要植堂。這次筆者嘗試根據剛公佈的「九九香港教會普查」初步分析，以及一月中由教會更新運動邀請主領聚會的趙錦德牧師的觀點（見《時代論壇》第六四八期），檢視與反省本港植堂的現況。
由一九八○年至九九年三月這十九年內，本港教會的發展整體不錯，從六百三十四間翻一翻上升至一千一百卅九間，平均每年增長率為百分之三點一（八九至九四年為高峰期，期間年增率為百分之三點九）。根據 DAWN（Discipling A Whole Nation）估計，全球福音派的增長率為每年百分之四點五；而本港的整體表現尚算不俗。
九七香港回歸前，不少教會因著「九七因素」趕快建立福音據點，趨向非中心化的發展，再加上堂址空間所限，擴堂未必短期內達成，便轉往植堂發展，尤以座落公屋或居屋內借用服務單位的堂會需求更為殷切。由於外在社區與樓宇面積的限制，堂會容納聚會人數大多在一百人以內（加拿大平均為一百三十五人，美國平均為九十人，而本港的成人出席祟拜中位數字為八十一人）。常有教牧提倡堂會小組化或化整為零，平常採用「家聚」或小組形式，主日（並非每主日）聚首一堂，崇拜慶典。
八十年代，政府福利政策有助教會以低成本與低風險建立分堂，不少宗派與堂會競投申辦服務，如開設自修室、幼兒中心、老人中心、兒童及青少年中心等，立足於新市鎮或市內重建計劃中，植立分堂。然而近年福利政策轉變，政府提倡整合性服務概念，由一機構或服務團體統籌某地區的社會服務（如聖公會在東涌新市鎮）。當政府採用服務外判的管理哲學，對堂會發展是好是歹，現今難下結論；就九七年以後來看，確是不利透過社會服務資助方式植堂。
以本港過往高地價的客觀形勢（金融風暴之前），教會仍斥資購買不少物業，無論作為擴堂或植堂，殊非簡單（尚未包括神學院與機構物業）。以現時堂會數目與人口比例來看，一九八○年為1:8120人而一九九九年則為 1:6008人，有理想的進展；堂會發展因應人口流動而有所調整，這是正確的方向。但植堂與否要視乎不同地區人口需要與未得群體，不能一概而論。某些區域如港島南（1:10562）、葵青（1:7899）與中西區（1:7691）等，堂會數量因應選址困難而偏低，而在某些交通方便地區如油尖旺（1:2699）、深水埔埗（1:3416）與九龍城（1:4414）則堂會數目較高。隨著本港交通網絡完善，人口不斷遷移，信徒選擇教會，考慮的因素不一定是鄰近方便的一間，或許是一間高質素可兼容不同年齡需要的偏遠堂會，或是有同輩一起返的堂會。
隨著本港人口中位數字為卅六歲（教會信徒為卅二歲），對教會的需求是「全餐式服務」（full service program），而新植堂會的要求就是一家大小均能在其中找到滿足。人口的遷流，帶來的現實，是有部分信徒尋覓就近方便與提供整全服務的堂會。
另一重要因素影響植堂發展就是教牧同工的轉換，只有百分之卅一點五在同一堂會事奉達六年或以上，而有百分之卅二點三不超過兩年就更換工場。美國牧師的平均任期為五年，而本港同工則有百分之六十八點五在六年或以下。單從數據理解，教牧同工的不斷更替，必然影響其原來堂會的發展；堂會歷經同工變動，本能地只求自保，不思開拓。惟有牧者經年日琢磨，建立屬靈權柄，才能領導堂會向外擴展。況且，堂會的成長有其自然規律，全速前進以後有休養生息的時期，停滯只是預留實力作下一階段的突破。
再從群體佈道的角度看，本港植堂發展仍有甚大空間。如新來港人士，在九六至九八年間，新來港人士總數為十六萬七千五百零五人，而成功留在教會的有二千二百八十三人，佔百分之一點四。一向中產的本港教會，要積極以具體行動回應新來港人士或基層群體的需要。另外，本港就業人口近八成從事服務界，意味著輪班或彈性上班時間，教會如果仍抱住只有一堂崇拜的主導模式，缺乏彈性兼顧非單一會眾的需要，必然流失會眾！
反對植堂人士在思考問題時，容易犯上簡單或單一思考的毛病，漠視了所有新植堂會的發展階段，而是單以結果衡量事物。既定的教會生態，就如本港神學院與機構的數目眾多一樣；強求堂會合併，集中發展，善用資源，倒不如讓衰落堂會自然結束！整體而言，問題的焦點不是應否植堂，而是怎樣建立與增植健康並具有再生能力的教會。
(第六五二期，二０００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