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刘颖的〈团契睇真D〉（第六四五期），有一种既喜又忧的感觉。喜是看到他热心投身於青少年事工。忧心之处在於他的文章所表达的内容和信念。我认为这一切正反映着香港教会在青少年事工上的失误的地方。
一、功利主义的取向
在文章中给人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印象。例如「我常认同团契是以人为本，是People make the programs」又「团契最重要的资源是人」等。但全文除了强调迁就和满足青少年外，我看不到甚麽人本的精神。如童党般凝聚青少年，表面美其名是要满足他们，但最终是要满足谁呢？若为了满足我们能够改写「夕阳工业」这牌匾，青少年只不过变成工具而已。
文章的开始提出「为何转换了模式……仍然留不下一班青少年。」文中又提到「若我们的所谓团契、小组生活比不上他们昔日的兄弟肝胆相照……恐怕很难留得住他们。」我不禁要问为何要强调「留住」一班青少年於教会中。弄不清楚这目的，青少年只会成为教会膨胀的资源。很多教会急於开展青少年事工，是恐怕後继无人，又或相信青少年人最能令教会增长。在如此功利的取向下，青少年事工亦被看为教会发展的策略，而青少年成为发展的筹码。我接受伴同青少年成长中需要满足和凝聚他们，但事工的取向和讨论的议题决不是如何把他们留住在教会中。教会应以青少年本身为主，伴随他们在青少年阶段有着健康的成长，以致能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可否放下千方百计把青少年诱回教会的优次，而首先走到教会以外去服事他们？若是有人信主，都让他们在其处境中成长。我们愿意投下资源於教会以外的青少年事工吗？教会相信如此投身才是接触青少年最奏效的途径吗？教会愿意看到青少年得到牧养而自己却没有增长吗？青少年有没有被教会确切地关心才是最主要的关键，教会是否因青少年而增长，或教会能否留住或吸引到他们都仅只是次要的课题！
让我们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教会作出反省，当时教会不是有很多青少年，青少年事工不是算兴旺吗？教会都曾努力地留住他们，请问教会现今的成人信徒去了哪里？昔日很多委身的青年领袖真的可以留在教会吗？教会基本上没有青少年应如何发展的图画，只是望着自己如何发展；这种漫无目的地把人留下，至终是留不住人的。
二、英雄主义的牧养模式
第二个值得反省的是刘颖建议导师成为青少年的「大佬」、崇拜对象和英雄榜样。此建议反映一种要「包起」青少年的牧养模式。刘颖在文中要求「放下我们作为导师的批评眼光」，但又提出团契最重要的keyperson是导师。我认为这是矛盾的。除非导师愿意放下自己是团契的keyperson此观念及身分。不然，放下批评眼光只是故作谦虚的动作，只会叫自以为keyperson的导师，真的想像自己是谦虚的典範。故此先放下的不是批评的眼光，而是我们的英雄主义。
我惊讶用黑社会大佬的模式来比作团契导师。我本人并不排斥黑社会大佬；只是不知刘颖所指的大佬是电影虚拟出来那种有情有义的大佬，抑或实况下以暴力、吹嘘及冒险来充撑起来的黑社会大佬。我认为童党所以「跟大佬」不是因为他们要学「讲数、沟女、出位和警察过招」。固然，大部分大佬都有着这些技俩，但决不是童党跟随的主因。反而是他们仍然服膺在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文化下，他们要「威」，要「够照」和要有安全感而「跟大佬」的。大佬正正是权力和能力的英雄模式。
我承认青少年需要榜样，但决不是要英雄。英雄或大佬都是成人世界为了隐藏自己的弱点虚拟出来的头衔。青少年人需要同行者，但不需要大佬。大佬可能有用於一时，却有害於一世。牧养青少年的人要有成长的榜样，决不是要事事成功的榜样。彼者反而会窒息青少年的成长；或有朝一日，他们会因发现成人的吹嘘而失望。在我们教他们如何生存的过程中，也应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是技穷的。让他们看见我们也在挣扎，但仍坚持上路；纵是在困惑中，却仍没有放弃。亦让他们明白，纵使我们有信念，有神学，有价值观及人生路向，甚至实践，这一切亦不足以支撑着自己生命，惟独恩典。
同行的榜样来自我们对自身有限的反省，亦来自对青少年疼爱的感觉。这份疼爱不是超越他们而向下施怜悯的伟大感，而是真正对他们在困局中的感受。他们承受社会文化的辖制，家庭解体中的孤寂，人际间的疏离，教育制度的摧残，因而失去尊严和自信，对身体不尊重地放纵，在自欺、自残、自毁的路途上无知、无助、无望、无奈、无定向中度日。导师不是一个扮演救赎主的同行者，反而是分享他们的困苦而痛心的同行者。
(第六四六期，二○○○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