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劉穎的〈團契睇真D〉（第六四五期），有一種既喜又憂的感覺。喜是看到他熱心投身於青少年事工。憂心之處在於他的文章所表達的內容和信念。我認為這一切正反映著香港教會在青少年事工上的失誤的地方。
一、功利主義的取向
在文章中給人一個強調以人為本的印象。例如「我常認同團契是以人為本，是People make the programs」又「團契最重要的資源是人」等。但全文除了強調遷就和滿足青少年外，我看不到甚麼人本的精神。如童黨般凝聚青少年，表面美其名是要滿足他們，但最終是要滿足誰呢？若為了滿足我們能夠改寫「夕陽工業」這牌匾，青少年只不過變成工具而已。
文章的開始提出「為何轉換了模式……仍然留不下一班青少年。」文中又提到「若我們的所謂團契、小組生活比不上他們昔日的兄弟肝膽相照……恐怕很難留得住他們。」我不禁要問為何要強調「留住」一班青少年於教會中。弄不清楚這目的，青少年只會成為教會膨脹的資源。很多教會急於開展青少年事工，是恐怕後繼無人，又或相信青少年人最能令教會增長。在如此功利的取向下，青少年事工亦被看為教會發展的策略，而青少年成為發展的籌碼。我接受伴同青少年成長中需要滿足和凝聚他們，但事工的取向和討論的議題決不是如何把他們留住在教會中。教會應以青少年本身為主，伴隨他們在青少年階段有著健康的成長，以致能成為基督的門徒。
我們可否放下千方百計把青少年誘回教會的優次，而首先走到教會以外去服事他們？若是有人信主，都讓他們在其處境中成長。我們願意投下資源於教會以外的青少年事工嗎？教會相信如此投身才是接觸青少年最奏效的途徑嗎？教會願意看到青少年得到牧養而自己卻沒有增長嗎？青少年有沒有被教會確切地關心才是最主要的關鍵，教會是否因青少年而增長，或教會能否留住或吸引到他們都僅只是次要的課題！
讓我們從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教會作出反省，當時教會不是有很多青少年，青少年事工不是算興旺嗎？教會都曾努力地留住他們，請問教會現今的成人信徒去了哪裏？昔日很多委身的青年領袖真的可以留在教會嗎？教會基本上沒有青少年應如何發展的圖畫，只是望著自己如何發展；這種漫無目的地把人留下，至終是留不住人的。
二、英雄主義的牧養模式
第二個值得反省的是劉穎建議導師成為青少年的「大佬」、崇拜對象和英雄榜樣。此建議反映一種要「包起」青少年的牧養模式。劉穎在文中要求「放下我們作為導師的批評眼光」，但又提出團契最重要的keyperson是導師。我認為這是矛盾的。除非導師願意放下自己是團契的keyperson此觀念及身分。不然，放下批評眼光只是故作謙虛的動作，只會叫自以為keyperson的導師，真的想像自己是謙虛的典範。故此先放下的不是批評的眼光，而是我們的英雄主義。
我驚訝用黑社會大佬的模式來比作團契導師。我本人並不排斥黑社會大佬；只是不知劉穎所指的大佬是電影虛擬出來那種有情有義的大佬，抑或實況下以暴力、吹噓及冒險來充撐起來的黑社會大佬。我認為童黨所以「跟大佬」不是因為他們要學「講數、溝女、出位和警察過招」。固然，大部分大佬都有著這些技倆，但決不是童黨跟隨的主因。反而是他們仍然服膺在暴力可以解決一切的文化下，他們要「威」，要「夠照」和要有安全感而「跟大佬」的。大佬正正是權力和能力的英雄模式。
我承認青少年需要榜樣，但決不是要英雄。英雄或大佬都是成人世界為了隱藏自己的弱點虛擬出來的頭銜。青少年人需要同行者，但不需要大佬。大佬可能有用於一時，卻有害於一世。牧養青少年的人要有成長的榜樣，決不是要事事成功的榜樣。彼者反而會窒息青少年的成長；或有朝一日，他們會因發現成人的吹噓而失望。在我們教他們如何生存的過程中，也應讓他們知道我們也是技窮的。讓他們看見我們也在掙扎，但仍堅持上路；縱是在困惑中，卻仍沒有放棄。亦讓他們明白，縱使我們有信念，有神學，有價值觀及人生路向，甚至實踐，這一切亦不足以支撐著自己生命，惟獨恩典。
同行的榜樣來自我們對自身有限的反省，亦來自對青少年疼愛的感覺。這份疼愛不是超越他們而向下施憐憫的偉大感，而是真正對他們在困局中的感受。他們承受社會文化的轄制，家庭解體中的孤寂，人際間的疏離，教育制度的摧殘，因而失去尊嚴和自信，對身體不尊重地放縱，在自欺、自殘、自毀的路途上無知、無助、無望、無奈、無定向中度日。導師不是一個扮演救贖主的同行者，反而是分享他們的困苦而痛心的同行者。
(第六四六期，二○○○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