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庫 > 昔日講場

……體制的正面轉化必須發自對人性深切的關懷，而不是對人性的殘害。邪惡的摧殘以及苦難的悲痛在人類歷史中隨處可見，尤其是上個世紀的文化大革命和兩次世界大戰，遠遠超過人的理性言說，甚至超越人可承受的局限。面對邪惡與苦難，人所能給予的最好答案與最大努力往往顯得極其荒謬和脆弱。在現實而平凡的日子中，人需要學習接受與承載人生的殘缺，容許生命有一條十字架的苦傷道。……

……「惡的平庸」概括了艾希曼由人到非人的變形記，耶路撒冷審判成為展示這個變形過程的巨型幻燈機。阿倫特和菲斯特驚訝地發現，這個血肉淋漓的納粹解剖學過程擊碎了關於「惡的深刻」的神話。在魏瑪共和國與第三帝國初期，惡要麼被理解為黑格爾意義上推動歷史前進的那個神祕的「否定」，要麼被視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那個想要殺死基督的宗教大法官，兩者含義不同，但都有超出庸常的深度。……

……艾希曼的平庸體現於他滑稽而空洞的言語方式之中：他沒有受過甚麼正規教育，但愛講深奧的東西，比如用康德的道德義務論來解釋自己對上級俯首帖耳；當法庭讓他個人性地陳述犯罪事實時，他卻不由自主地使用起官僚語言，真誠地喋喋不休，直至陳述完全失去意義。艾希曼這種可笑的言說方式與他犯下的可怖罪行反差極大，這種漂浮在恐怖之上的喜劇感讓阿倫特感到迷惑，「惡的平庸」表達了她的震驚和失語。……

……以此比喻香港的本土身份，曾司長強調了其中一面──港人應無條件珍惜愛護香港，好像母道在挑戰中仍不被動搖。司長大概明瞭為政者其實完全依賴市民擁抱健康的本土情懷，才能夠有效施政；但司長卻似乎忽略了若沒有合乎常理的社會條件，所謂健康不暴力的本土情懷是不會增長，甚至無以為繼。……

……同樣道理，基督徒亦不能要求其他受苦的人，要他們忍耐欺壓和饒恕別人。所以，當我們面對社會上受欺壓的人，不應呼籲他們忍耐和饒恕，而是要按著基督「愛鄰舍」的誡命，盡心幫助他們，為他們伸張正義。否則就是縱容罪惡，令社會更加不安。……

……這次補選中確實有不少選票是基於楊岳橋這個人，甚至梁天琦這個人，在選舉過程和辯論中的純真和真誠而投給他們的。「暴徒律師」、「暴徒」等簡單而惡意的標籤和抹黑，顯然無法說服獨立思考的成熟選民……

……作為一個平凡選民，我毋須美化任何政治人物，因為看到許多滿懷理想的從政者，一旦進入立法會後，在多種妥協與對抗中，轉變了嘴臉，忘記或淡化了昔日的承諾。然而，在這次的選戰中，除了政黨、政見與選戰策略，參選者的質素與為人必然是個打動人心的因素之一。我驚訝地看到，在我們這樣的時代，一個政壇新人竟然將做人、追求良善成為一種從政的新視界（vision）。……

過去，本土意識不少人不願意宣之於口，部份原因是它觸及政治禁忌：港獨、去中國化、鎖港和排外等。經過二○一六年農曆年初一的衝突，市民對本土意識的聯想更呈極化（polarize）。本土意識和武力抗爭一時間好像變成同義詞，但這關聯並非必然，保守的秩序也可以充斥著暴力。新生代中不少人擁抱本土意識和想像，教會除非打算任由他們在外頭漂流，否則不能自絕於他們的世界。教會對本土進行思考，應由信徒個人的層面起步。……

⋯⋯然而，人的行為是否真的可以成為他們生命的最終判詞或結語呢？果真如是，上帝的憐憫和應許仍然是有條件的，而人自己的抉擇則是無條件的；並且，生命是暫時和虛幻的，而死亡卻是終極和不可逆轉的。聖經中的上帝是那使光從黑暗裡發出來的上帝，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上帝。⋯⋯

……我們必須回到耶穌的榜樣。這位和平之君沒有仇恨，並樂意饒恕，然而祂卻沒有隱藏憤怒。耶穌絕不憎恨祂的敵人，卻表達對罪和不義的憤怒。這樣看來，憤怒與和平並沒有衝突，憤怒和仇恨亦很不同：憤怒的對象可以是人、行為、或事情；但仇恨的對象卻必定是人。在憤怒的背後，存有罪人悔改和消滅不義的盼望；但在仇恨的背後，只有置仇敵於死地的渴望。就是這原因，耶穌不憎恨仇敵，而祂對罪人發怒，其實反映著對他們的愛，盼望他們悔改。耶穌「愛仇敵」，就在祂的憤怒中顯明。……

⋯⋯二月八日深夜，旺角出現警民激烈衝突，百多人受傷，許多人紛紛出聲譴責事件中的暴力行為。過往社會角力的暗湧，在此事件中再度以尖銳衝突的形式呈現。而大年初三就是大齋期的頭一天，在這充滿不安與紛擾的城市中，人人在各自的表述中，期待對前因後果說出個故事，但卻找不到互相聯繫的情節，也編不出一個祥和的開年圖畫。只見人與人形成更多疏離，社會產生的敵對多過對人的關懷與接納。
大齋期是一個回歸安息的邀請，呼籲躁動的心靈安靜下來⋯⋯

⋯⋯電影《十年》引用了先知阿摩司的話作為結束：「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摩五13下-14）我們不妨把這句話視為對整個香港社會，而不是僅僅對個人的一個勸戒：整個社會必須「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換句話說，香港的希望不在於最終哪一方贏、哪一方輸；而在於整個社會是否願意真正謙卑和寬容，學習共同尋求「共存活」的「共善」。⋯⋯

……以上為這五個故事作出的串連和詮釋，只是我的個人的嘗試和見解。不過這串連亦反映出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一些觀點。從納粹德國和蘇俄的歷史中，鄂蘭指出極權政府的管治原則是把人民互相隔絕，而最有效的，不是牢獄等的身體隔絕，而是透過挑撥離間，把團結的人民打散，叫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監控。最令人感到絕望的，莫過於從由隔絕而來的孤獨感。孤獨的人沒有力量，也團結不了。一旦反抗力量不成氣候，政權就穩如泰山，繼續壓制人民。鄂蘭也指出，每個人都要避免自己不自覺地落入邪惡，成為政權的幫凶，而認真思考反省，就是對抗邪惡重要的方法。當我看《十年》時，覺得她的經驗對今天香港有很切實的提醒。……

……《十年》因此可以是面對香港未來的新起點。在沒有特定的解決方案下，《十年》邀請觀眾勇敢地面對和思考香港的未來，並做出應有的犧牲和選擇。在沒有特定政治正確的故事下，《十年》為新本土電影掀開序幕，把香港的故事繼續講下去。《十年》應該有續集，等待每一個香港人去講述；另一不同角度的《十年》，有待每一個香港人去創造。……

……我們不能保證，十年後所處的社群不會變得虛假、邪惡與醜陋，但是卻能繼續在歷史的脈絡中理解自己身處的時空，對小市民的疾苦保持關懷，對事情作出有理據的思考與判斷，在分辨是非中維護心靈不被污染。我們不能保證，十年後人心不會因外在制度的改變而趨向沮喪與麻木，但是我們可以決定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並如何回應生活，為了心靈不失去對真、善、美的追求，我們可以找到彼此扶持前行的同行者。正如在過去兩年，即便在最困厄的處境裡，我們仍見到社會中有許多學者與前線工作者不停地反思與投入改革，也有許多人積極用不同的方式消解社會中的仇恨與恐懼。……

……我不認為整個香港政府或所有建制派的議員都只是中南海的走狗，但《本地蛋》中的一句話帶出了整部電影的信息：香港社會已失去了信任。到頭來無論政府做甚麼，總有人以陰謀論（《浮瓜》）解釋。造成今天這種困局，政府有不能推諉的責任，若不正視問題，恐怕只會進一步把香港拖入深淵。……

近日接二連三的事件，令人幾乎絕望。基建超支、鉛水、TSA、版權條例、港大等事情，讓我們看到一個不聽民意、漠視民生、甚至與民為敵的政權。書店負責人接二連三的失蹤更顯出背後那龐大勢力的邪惡，叫人心寒。我的不少朋友對城市感到絕望，不少更喊著要移民，尋求彼邦樂土。
　　十多年前上演的電影《魔戒三部曲》可以給我們今天一些啟示，也在黑暗中給我們一點盼望。……

……今天若我們只作「另類群體」不問政事，只會任憑政權繼續干預教育事務，家庭繼續受奴役。看來「另類群體」的觀念說是漂亮，實踐起來卻難免「離地」。所以當教會是香港的主要辦學團體，教會在家庭和教育有美好的信息和願景，就必須在教育事務上積極參與和表達意見，才是進入世上的鹽和光。

……若表現主義對人本質的闡述有其睿見，則神學工作者必須認真審視基督信仰與文化藝術的關係。藝術不是人生命中諸多環節之一，人生存的型態便是藝術的展現——人選擇某種形式以發抒性靈，而這種表達又必然植根於某種文化的傳承之中。若這種文化缺少基督信仰的元素，我們又怎能期待漸漬於這文化的個體能足夠地被餵哺，從而言說其自身的基督性靈呢？……

⋯⋯黑箱作業這樣方便，校委會當然對光特別敏感，所以校委主席和部份涉事校委在洩密事件發生後，異口同聲指責洩密者道德淪亡，一些建制人物更認為輿論對洩密事情的容忍和同情，是缺乏廉恥的表現。近日校委主席更私自採取法律行動，要禁制一切披露校委會議內容的行為，其霹靂手段，可謂既狠且快！形象化一點說，這不正是光明與黑暗之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