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真理」始終存在著爭議，因此環繞著「真理」的討論才會繼續展開；如果「真理」的問題已經變得無關緊要，那才真正是「真理」的喪鐘。
拙文〈後現代詮釋學的「真理觀」〉（五三九期）引起諸多的爭論和反應是想像中的事，這本是學術界的常態，也說明了對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的肯定，儘管在結論上針鋒相對。一篇看起來並不起眼的短文，招引來一位新約希臘文專家和一位舊約研究的學者提筆回應，反映出對於詮釋學的紛紛擾擾，以及種種「後現代」的負面標籤在香港某些華人神學界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論域，就這方面展開的討論確實太少了，舉凡種種，我願意花多些力氣給予兩位先生的回應。
拜讀黃錫木（五四五及五四六期）和羅慶才（五五○至五五三期）的文章給我一種不同的感覺，前者的語氣矯裝成一位熱心愛惜教會的團契屬靈導師糾正人，一方面說我志不在學術，卻又裝模作樣的搬弄他的知識來回應我；另一方面又說我的文章不造就人、具拆毀性，使用教會慣常的技倆，存心致我於變成「不信派」的死地。這種手法過於惡毒，害得我窮接不少「關心」和「慰問」，讀了實在是叫我難嚥下這一口氣。如果我回應黃氏的文章寫得屬靈一點、客氣一點並不太難，只是我覺得那像是在賺取某種廉價的道德一般，不是真小人而是偽君子。
相反的，羅氏則是認真和誠懇，沒有無謂的霸氣，他的許多論點是我恭敬拜讀、認真思考的。由於羅氏仍陷於他的思想框架內，從他對問題的回應和所揭露的立場看來，使我不得不懷疑他對我的論點終究還是理解得很有限。冗長的篇幅並不代表甚麼，反倒暴露出羅氏對於當代詮釋學的知識，和他本行舊約研究的現狀，似乎並不太熟悉。黃氏對詮釋學的知識就比羅氏清晰得多，黃氏的許多文字是將我的論點給予更清晰的說明，補充了我含混的地方。
聖經是一部充滿著「偏見」的文本
首先，我有三點嚴正的聲明：
我並不反對原文，我反對的是「原文主義」之下的權威崇拜。
我並不反對方法，我反對的是「方法主義」之下的理性迷思。
我並不反對真理（Wahrheit），我反對的是「屬靈矯裝」的正確性（Richtigkeit）。
「唯信」（sola fides）本身高過於任何的「憑證」，「信」即是一種「偏見」。因此，這樣一本傳達關於上帝信仰的聖經，我不但是「偏見」的相信它，而且它本身即一個「獨一無二」的「偏見」。儘管有很多的人偏見地將聖經視為不合法的偏見，但是對我而言，通過基督徒信仰群體共同見證的信仰遺產告訴我，「唯信」是合法的，我們的信仰通過對聖經的「唯信」成為可能。所以，這個由聖經宣佈的「真理」為合法的偏見，正是我的「偏見」（「唯信」），一個在本體論差異之下的人，可以告白《使徒信經》的信仰內容。
聖經作為一本啟示之書，與人們對它的態度有關，「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15）、「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約五：39），而且主耶穌也說，「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太十三：11），可見我們不能將「聖經的真理」與「對待聖經的態度」分別開來。
聖經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書？對基督徒而言，聖經是「上帝的話」，是「啟示」之書。「啟示」的概念已經隱含著判斷的標示不在我們這裏，而是在上帝那裏。而且，在更重要的意義上，如果沒有真理的聖靈啟示和光照，我們是不可能讀「懂」這部書的。就這個意義講，聖經是上帝的偏見，沒有聖靈的特別偏見的作用，聖經也不過是一部文學作品而已。換言之，聖經之於基督徒，是信仰在起著作用，也只有在信仰的意義下，聖經的意義才完全的得以表達出來。
自路德改教以後，聖經的詮釋就出現了「諸神的年代」，各自在高舉「唯獨聖經」的權威下，提出了不同的聖餐觀、洗禮觀、救恩論、教會論、千禧年派，等等。
群體共識的權威
我「相信」聖經的權威，它是上帝的話，因為我與我的信仰群體都把它視為是「上帝之言」，但在現實的情況下，聖經的權威並不在聖經那裏，而是信仰的群體共同的承認它的結果，我們必須懂得分別開兩者的不同，不然我們會將「上帝之言」和「人之言」混同，種種的「詮釋的衝突」將不得其解。巴特清醒的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因為「上帝之言」與「人之言」在本體論上的差異，聖經這樣的文本並不高過於「上帝之言」，聖經是三位一體「上帝之言」的其中一位，而且又以基督為中心。
沒有穩定的意義並沒有說就成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各的理，變成「安娜琪主義」（anarchism）。任何客觀的存在也正是群體的共識，如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史上稱之為「典範」（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聖經的權威及其宣稱的普遍真理，也是這樣一個信仰的群體共同肯認的結果，我們「憑信」宣認聖經的真理，但我們並不「憑證」確認聖經的真理，這也就是基督教二千年寶貴的信仰遺產。
否定客觀的存在，並不等於相對，客觀與相對實為一對孖子。我根本就質疑這種粗糙的思想框架，它是實證主義的圈套，和來自二元論世界觀的欺騙。如果不承認有客觀，就根本沒有相對這回事，相對主義是客觀主義給予的罪狀，其實是一種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元論邏輯，說清楚就是「不接受我這個就是錯誤」。否定客觀的存在，是質疑學者、教派、市場、明星對真理的壟斷。「沒有人可以擁有真理」並不表示放棄對真理的探討成了虛無主義的態度，反倒是在宣佈沒有任何的主體可以再壟斷對真理的解說之同時，更激勵我們對真理的追求的熱忱，更積極去投身於真理的信仰，真正「唯信」的「被真理所獲有」。
「合法的偏見」
因此，聖經不是客觀的把握而是主觀的相信，而且基督徒是帶有偏見的去閱讀它，這也意味著實證主義科學的真理與聖經的真理是不同的，同樣的「真理」一詞卻有著不同的意義，翻閱字典也並不能代表甚麼，頂多看到不同的可能性，最終仍需讀者自己明確知道何者的意義是符合他的需要。所以詮釋必然起於源於偏見，所謂的客觀也就是「合法的偏見」，「放大的主觀」。雖是相同的客觀文字，至少基督徒看舊約與猶太人看舊約（「舊約」一詞就帶有貶意）的態度是很不同的。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新約作者使用舊約時也往往遠離舊約作者的「原意」，而且更多時候是看到新約作者的扭曲和斷章取義，連保羅自己在引用舊約時也都可能存在著許多「詮釋的衝突」。
我們對絕對真理的追求，不能變成是對存在著「唯一正確意義」的崇信，目的是歸還真理的「絕對」的概念，而非「檢證」的概念。真理（letheia）是「真實無蔽」、「去蔽狀態」、「揭示」的意思，真理的本質揭示其自身是自由，正如耶穌所說的「真理必叫你們得自由」（約八：32）。上帝是真理，只有上帝才會揭示上帝的真理，換言之，真理不是方法的產物，真理不為方法所論斷，真理也不是對方法的依賴，基督徒所信的真理，是在啟示的光照（Lichtung）中。
我在〈後現代詮譯學的「真理觀」〉一文所做的，一方面是批判方法的異化（原文主義的崇拜、方法論的工具主義），一方面是使一種關於真理的本源性、前科學的經驗、非方法的意識為人認識，這種伴隨著二千年基督教神學史的真理經驗，在科學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年代已漸被遮蔽。在信仰論中，我們並非著力於一種抽象的真理概念，真理是理解中持續發生的事件，它必須從它的本源，從它自身中顯現出來。換言之，基督徒對真理的理解是可以通過非方法的道路的，即本文所說的「合法的偏見」。
（分題為編者所加）
（第五六三期，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