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慶豹的〈後現代聖經詮釋學的「真理觀」〉（《時代論壇》第五三九期）中，第二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文字與「真理」的關係。曾氏說：「把聖經的權威繫於原文的做法，也就是聖經『真理』的權威讓給了聖經『文字』的權威。」曾氏又說：「任何拘泥於『原文解經』的做法，均是一種『原文崇拜』，是一種古老文字崇拜的異教思想，『真理』成了被古代文字壟斷了的化石殘骸。『原意』的強調變成了『原文崇拜』，結果是訴諸『原文解經』的權威，成了對『具有原文解經能力的權威』的崇拜，反倒模糊了對『真理』的崇拜、『真理』的權威。」這段說話給讀者的信息是：「真理」的「崇拜」和「權威」是會因「崇拜」「原文」而被模糊了。
沒有文字，真理無從表達
其實這裏有一個修辭的問題。若讀聖經的人不是「崇拜」，而是「重視」或「強調」原文，是否也會引致同樣的效果？到底「文字」（也包括原文和原意）與真理的關係該是怎樣的？其實人類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基本上是「文字」的關係。一個幼童在牙牙學語時的「花」、「草」、「鳥」等就成了他與自己周圍的世界的聯繫。直至他長大了和懂得運用些複雜的觀念（如「真理」）之時，情況基本上是沒有變化的。再者，人的思想也與「文字」分不開。若沒有「文字」（或語言）的幫助，可能人的思想便無從發展了。
既是這樣，真理和文字間便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真理的追尋、建立、檢視、保存、傳遞等均需要透過文字才得以進行。就算我們說終極的真理不是「內容」或「資料」而是「生命」或「關係」，要把這終極的真理加以表述以達致「分享」的目的也非靠文字不可。由此看來，任何詮釋學都要正視文字和語言的重要性和影響。文字與真理之間應該是互動的，而不是對立的。「真理不是僵死的文字」是對的，但真理沒有文字則難以表達出來。
傳統釋經與詮釋之別
在文章中曾氏把「傳統釋經學」與「詮釋學」錯誤地對立起來。不錯，「傳統釋經學」很重視原文和原意。整套釋經學的方法和理念都是要讓現代的讀者可以更準確地掌握作者所表達的意思，而且發展至今這「傳統的釋經學」已是非常專門的學問修養。若要從事這種研究，先決的條件是要對聖經的原文有充分的認識。固此在這方面有心得的就自然成了專家和權威。但這不等於這些專家和權威是有意壟斷，甚至取代「真理」。原因是「釋經學」可被視為詮釋學的「預工」：提供現代讀者各種有關的資料，包括原文的意義、歷史背景等，讓讀者可以明白聖經作者的意思，但嚴格來說，這只是解釋了經文的意思，或把經文的內容和信息講述出來，還未算是詮釋的完成。詮釋的進行和完成是在讀者運用這些資料，明白理解了作者的意思，與作者產生共鳴相通，再將這理解與現代生活處境相結合，產生出信念或實踐。而讀者之所以能產生這信念或實踐，是因為在明白作者的原意之餘，讀者本身的心靈也被光照、被改變；經文的原意產生了現代意義，因為讀者的生命被光照了，或被改變了。至此，詮釋才算「發生」了。
有可能產生對「原文」「原意」過分的重視，甚至「崇拜」嗎？是有這可能的。但我認為這必不是我們「誇大」了「原文」「原意」的重要性，而是我們誤會了其重要性之所在，或誤會了「原文」「原意」在整個詮釋的過程中的位置和角色所致。因為明白了作者的「原意」也不是詮釋的最終目標。若然，這便是「誇大」、「崇拜」了。結果只會是把聖經的信息（「真理」？）從現實生活中抽離、脫節，至終聖經只是歷史「文獻」，而不是「活潑的話語」了。
文字抓不著固定意義？
與此相關的是到底有沒有「穩定的原文」、「固定的意義」這回事。這是近代詮釋學中很重視和討論的問題。相信讀者們都同意這點：文字的意思、用法等是有變化的，不過這變化不可能是無休止的。文字的意義，不論有多少變化也有一定的範圍，這是很基本的。再進一步，任何人寫出一篇或長或短的文章，這位作者應有一定內容和意義的信息要表達。例如曾氏的文章，必然有其主旨、重點理念等，不然的話，旁人（或文章作者本人）便無從衡量評論者有沒有錯誤地理解他所要表達的意思了。故此，要對曾氏的文章作回應或討論，是必須先準確地掌握文章的主旨、重點、和理念等，因為這正是作者所要表達。讀者自己是沒有自由去賦予它自己心目中「想當然」的意思的。這便是「固定的意義」的意義和重要性了。
閱讀現代的文章如是，閱讀古代的文章亦如是。若我們要瞭解耶利米所說的有何現代意義（「真理」？）的話，則必須先準確地掌握了耶利米本人所說的話的意思，相信這是不爭的事實。要明白耶利米在說甚麼，現代的讀者便得要透過「傳統的釋經學」的方法；除此以外，別無他途。因此，曾氏所言：「把聖經的『真理』建立在原文，等於把聖經的『真理』『建立在沙土上』，因為任何一種對原文的理解，必然是經過翻譯的結果」是過分了。我們反問：若沒有這原文和對這原文的理解，聖經的真理可以建立在甚麼之上？聖經的真理何以表達？我們何以瞭解？不錯，任何現代的理解都有局限，有相對性，但能否因此而把表達真理的文字（原文）也要一併拋棄？這豈不是「把嬰孩和洗澡水一併倒掉」的做法？我同意曾氏所說，我們要更多明白自己的偏見、局限和偏面性，這是詮釋學所要處理的課題之一。但斷不能這樣輕易就放棄了「固定的意義」的重要性，我們無理由因為不能百分百地瞭解古代作者的說話而連嘗試也放棄了。這無疑是「削足就履」的做法。
有學者提出一觀點，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在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一書中，作者E. D. Hirsch, Jr.指出我們有時候是把「意思」（Meaning）和「意義」（Significance）混淆了。他指出文字的「意思」是有一定的範圍，也不可能由人隨意地賦與它無盡變化的意思，不然文字便完全喪失了傳遞信息的功能。但「意義」（Significance）則不同。個別的人讀同一篇文章會領略到不同的意義，這是基於各人對文章的反應不盡相同，受其中不同的重點或立論所吸引。
故此，意義的領略和尋索是產生自讀者和文章之間的互動關係之中。在這過程中，文章的角色便不只是「客體」（Object），而是同時發揮著主體（Subject）的影響力，引發、塑造、引導著讀者的心靈和情緒。
這樣，當讀者要明白作者要說甚麼之時，他所要得著的是作者的「意思」，在讀者和文章之間便存在著主——客的關係，這時讀者所運用的是「傳統的釋經法」去確定作者的「意思」。但當讀者要明白文章的重要性或「意義」之時，這主——客的關係便變成兩個主體互動的關係了。這關係可以被理解為「詮釋」的關係：讀者和文章（或作者）互相詮釋著對方。
當然，把釋經和詮釋作這樣清晰劃分純粹是為討論上的需要和方便；事實上兩者是不能完全分割成前後兩階段，而是同時互動並進的。因為在詮釋之中，讀者是有需要有「客觀」的準繩去量度或檢查所得的「意義」是否「合法」的：是否可以反映出作者的關注和重點。若所得的「意義」與作者所談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那麼這「意義」就毫無「意義」可言，我們自然會懷疑「閱讀」的過程到底有沒有發生，甚至會懷疑到底所談論的是不是作者所寫的文章。
（標題和分題為編者所加）
（第五五一期，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