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庆豹的〈後现代圣经诠释学的「真理观」〉（《时代论坛》第五三九期）中，第二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文字与「真理」的关系。曾氏说：「把圣经的权威系於原文的做法，也就是圣经『真理』的权威让给了圣经『文字』的权威。」曾氏又说：「任何拘泥於『原文解经』的做法，均是一种『原文崇拜』，是一种古老文字崇拜的异教思想，『真理』成了被古代文字垄断了的化石残骸。『原意』的强调变成了『原文崇拜』，结果是诉诸『原文解经』的权威，成了对『具有原文解经能力的权威』的崇拜，反倒模糊了对『真理』的崇拜、『真理』的权威。」这段说话给读者的信息是：「真理」的「崇拜」和「权威」是会因「崇拜」「原文」而被模糊了。
没有文字，真理无从表达
其实这里有一个修辞的问题。若读圣经的人不是「崇拜」，而是「重视」或「强调」原文，是否也会引致同样的效果？到底「文字」（也包括原文和原意）与真理的关系该是怎样的？其实人类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文字」的关系。一个幼童在牙牙学语时的「花」、「草」、「鸟」等就成了他与自己周围的世界的联系。直至他长大了和懂得运用些复杂的观念（如「真理」）之时，情况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再者，人的思想也与「文字」分不开。若没有「文字」（或语言）的帮助，可能人的思想便无从发展了。
既是这样，真理和文字间便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真理的追寻、建立、检视、保存、传递等均需要透过文字才得以进行。就算我们说终极的真理不是「内容」或「资料」而是「生命」或「关系」，要把这终极的真理加以表述以达致「分享」的目的也非靠文字不可。由此看来，任何诠释学都要正视文字和语言的重要性和影响。文字与真理之间应该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真理不是僵死的文字」是对的，但真理没有文字则难以表达出来。
传统释经与诠释之别
在文章中曾氏把「传统释经学」与「诠释学」错误地对立起来。不错，「传统释经学」很重视原文和原意。整套释经学的方法和理念都是要让现代的读者可以更准确地掌握作者所表达的意思，而且发展至今这「传统的释经学」已是非常专门的学问修养。若要从事这种研究，先决的条件是要对圣经的原文有充分的认识。固此在这方面有心得的就自然成了专家和权威。但这不等於这些专家和权威是有意垄断，甚至取代「真理」。原因是「释经学」可被视为诠释学的「预工」：提供现代读者各种有关的资料，包括原文的意义、历史背景等，让读者可以明白圣经作者的意思，但严格来说，这只是解释了经文的意思，或把经文的内容和信息讲述出来，还未算是诠释的完成。诠释的进行和完成是在读者运用这些资料，明白理解了作者的意思，与作者产生共鸣相通，再将这理解与现代生活处境相结合，产生出信念或实践。而读者之所以能产生这信念或实践，是因为在明白作者的原意之馀，读者本身的心灵也被光照、被改变；经文的原意产生了现代意义，因为读者的生命被光照了，或被改变了。至此，诠释才算「发生」了。
有可能产生对「原文」「原意」过分的重视，甚至「崇拜」吗？是有这可能的。但我认为这必不是我们「夸大」了「原文」「原意」的重要性，而是我们误会了其重要性之所在，或误会了「原文」「原意」在整个诠释的过程中的位置和角色所致。因为明白了作者的「原意」也不是诠释的最终目标。若然，这便是「夸大」、「崇拜」了。结果只会是把圣经的信息（「真理」？）从现实生活中抽离、脱节，至终圣经只是历史「文献」，而不是「活泼的话语」了。
文字抓不着固定意义？
与此相关的是到底有没有「稳定的原文」、「固定的意义」这回事。这是近代诠释学中很重视和讨论的问题。相信读者们都同意这点：文字的意思、用法等是有变化的，不过这变化不可能是无休止的。文字的意义，不论有多少变化也有一定的範围，这是很基本的。再进一步，任何人写出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这位作者应有一定内容和意义的信息要表达。例如曾氏的文章，必然有其主旨、重点理念等，不然的话，旁人（或文章作者本人）便无从衡量评论者有没有错误地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了。故此，要对曾氏的文章作回应或讨论，是必须先准确地掌握文章的主旨、重点、和理念等，因为这正是作者所要表达。读者自己是没有自由去赋予它自己心目中「想当然」的意思的。这便是「固定的意义」的意义和重要性了。
阅读现代的文章如是，阅读古代的文章亦如是。若我们要了解耶利米所说的有何现代意义（「真理」？）的话，则必须先准确地掌握了耶利米本人所说的话的意思，相信这是不争的事实。要明白耶利米在说甚麽，现代的读者便得要透过「传统的释经学」的方法；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因此，曾氏所言：「把圣经的『真理』建立在原文，等於把圣经的『真理』『建立在沙土上』，因为任何一种对原文的理解，必然是经过翻译的结果」是过分了。我们反问：若没有这原文和对这原文的理解，圣经的真理可以建立在甚麽之上？圣经的真理何以表达？我们何以了解？不错，任何现代的理解都有局限，有相对性，但能否因此而把表达真理的文字（原文）也要一并抛弃？这岂不是「把婴孩和洗澡水一并倒掉」的做法？我同意曾氏所说，我们要更多明白自己的偏见、局限和偏面性，这是诠释学所要处理的课题之一。但断不能这样轻易就放弃了「固定的意义」的重要性，我们无理由因为不能百分百地了解古代作者的说话而连尝试也放弃了。这无疑是「削足就履」的做法。
有学者提出一观点，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在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一书中，作者E. D. Hirsch, Jr.指出我们有时候是把「意思」（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混淆了。他指出文字的「意思」是有一定的範围，也不可能由人随意地赋与它无尽变化的意思，不然文字便完全丧失了传递信息的功能。但「意义」（Significance）则不同。个别的人读同一篇文章会领略到不同的意义，这是基於各人对文章的反应不尽相同，受其中不同的重点或立论所吸引。
故此，意义的领略和寻索是产生自读者和文章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中。在这过程中，文章的角色便不只是「客体」（Object），而是同时发挥着主体（Subject）的影响力，引发、塑造、引导着读者的心灵和情绪。
这样，当读者要明白作者要说甚麽之时，他所要得着的是作者的「意思」，在读者和文章之间便存在着主——客的关系，这时读者所运用的是「传统的释经法」去确定作者的「意思」。但当读者要明白文章的重要性或「意义」之时，这主——客的关系便变成两个主体互动的关系了。这关系可以被理解为「诠释」的关系：读者和文章（或作者）互相诠释着对方。
当然，把释经和诠释作这样清晰划分纯粹是为讨论上的需要和方便；事实上两者是不能完全分割成前後两阶段，而是同时互动并进的。因为在诠释之中，读者是有需要有「客观」的准绳去量度或检查所得的「意义」是否「合法」的：是否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关注和重点。若所得的「意义」与作者所谈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麽这「意义」就毫无「意义」可言，我们自然会怀疑「阅读」的过程到底有没有发生，甚至会怀疑到底所谈论的是不是作者所写的文章。
（标题和分题为编者所加）
（第五五一期，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