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基督教一直面對理性問題的挑戰，例如「上帝能否創造一塊自己不能搬動的石頭」等兩難問題。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已經有不少哲學和神學的解答，例如「無限的神能夠自我限制」等，筆者無意在這裏再舊調重彈，我只是嘗試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如何面對這種難題。本文討論的題目看似昨日黃花，可是我相信同樣挑戰會不斷重演，我盼望本文能夠為基督徒提出一個裝備之道。
社會心理學家羅拔．遲丁里（Robert Cialdini）曾經撰寫一本名叫《說服心理學》的暢銷書，他分析了不同的說服者，例如推銷員、政治家，他指出不同說客講話都有特定的動機。假若不明白說話的場合和對方的動機，便令自己陷入對方的框子裡，滿足了對方的目的。
聖經記載耶穌曾經面對一個兩難問題：應否納稅給羅馬該撒大帝？問者的動機是甚麼呢？他們是否想瞭解作為猶太人，如何履行羅馬政府的法律呢？他們是否期待一個政治學、法律學、宗教學分析出來的答案呢？非也！他們的動機是要難倒耶穌，如果耶穌答「是」，他會被指控是背叛猶太人的羅馬走狗；如果答「否」，他會被加上反對羅馬政府的罪名。耶穌當然沒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說：「屬於神的歸給神，屬於該撒的歸給該撒。」以語理分析來看，這答案說了等於沒有說，甚麼是屬於神的呢？甚麼是屬於該撒的呢？
可是，如果對方的態度不是求真，我又為甚麼要認真地咬文嚼字呢？在測試我不贊成的心理學論點時，我可以設計一個實驗，令任何統計分析結果都構成反證這論點的證據，但是，這樣的破壞性實驗又有什麼意思呢？
心理輔導學也強調不需要正面解答所有問題，而是要瞭解問者的心理。在一九六○年代末期，美國泥足深陷於越南戰爭，詹森總統曾經沮喪地提出一個兩難問題：「如果我撤退美軍，美國喪失威信；若不撤軍，每天都有傷亡，應該怎麼辦呢？」如果有人真的從軍事、政治去解答詹森這問題，他必定不知道詹森其實不需要一個答案，而是需要發泄內心的痛苦。
坦白說，有些人提出問題或者發起討論，是一種發洩情緒的心態。例如以數理邏輯來分析問題，應該是十分冷靜的過程，但是為什麼有些分析哲學家措辭卻極盡侮辱挖苦之能事呢？筆者認識一些世界級的美國學人，他們在學術場合中絕不會措辭那麼尖酸和辛辣，更加不會不可一世。開創「超分析」﹙meta-analysis﹚的尊加士﹙Gene Glass﹚和以「探索資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馳名的約翰．貝倫斯﹙John Behrens﹚，都是我的導師，他們的數學和邏輯可謂登峰造極，但是他們寫作和說話的態度卻十分冷靜謙和。
以學術為包裝卻以發泄情緒為實的情況，反映了說話者有一種破壞性極強的心理，那位分析哲學家自述生平，顯出他有很強的反叛性格。假若答辯者跟隨他的情緒化路線去爭論，一來只是滿足了他的心理，二來依從他的遊戲規則，只會對自己不利，例如有人讚揚那分析哲學家用詞辛辣，令梁燕城博士處於守勢。假若尊加士和貝倫斯參加討論，他們可能一樣會處於下風，因為他們根本不習慣說話那麼尖酸刻薄。
遲丁里在《說服心理學》中提出：在自己快要陷入對方設下的難題時，最好直截了當指出他的動機和手法，然後反客為主，擺脫對方的遊戲規則，不去滿足對方的目的。我會對分析哲學家說：「我知道你提出這些兩難問題，目的不是要追尋哲學和宗教上的真理，而是要我陷入兩難困局，來滿足你反對基督教的情緒，和加強你自以為天下無敵的自尊心。我不能接受你這種情緒化、殘人以自逞的辯論方式，既然你是學人，如果要討論的話，我們需要依從美國心理學會、美國統計學會、美國數學協會、美國哲學會……等學術機構定下的規則。」
那情緒化和攻擊性的論者，為甚麼會被捧成為「無敵是最寂寞」的學術明星呢？為甚麼基督教的聲音好像那麼薄弱呢？這是另一個心理學的題目，以後有機會再討論。
我離開香港已經十多年，最近跟張國棟先生通過電子郵件討論，才開始知道多一點關於香港護教學的問題，張國棟慨歎一些基督徒的護教學太「不濟」。我相信，華人基督徒圈子裏面必定有不少出色的哲學家、數學家、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盼望神能夠興起更多工人！
（作者為美國亞歷桑拿大學心理學博士，專門於測量、統計與研究方法論，如欲與作者聯絡，請寄電子郵件至 [email protected]）
（「石頭問題」與宗教哲學專輯迴響，二○○○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