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基督教一直面对理性问题的挑战，例如「上帝能否创造一块自己不能搬动的石头」等两难问题。关於这方面的讨论，已经有不少哲学和神学的解答，例如「无限的神能够自我限制」等，笔者无意在这里再旧调重弹，我只是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如何面对这种难题。本文讨论的题目看似昨日黄花，可是我相信同样挑战会不断重演，我盼望本文能够为基督徒提出一个装备之道。
社会心理学家罗拔．迟丁里（Robert Cialdini）曾经撰写一本名叫《说服心理学》的畅销书，他分析了不同的说服者，例如推销员、政治家，他指出不同说客讲话都有特定的动机。假若不明白说话的场合和对方的动机，便令自己陷入对方的框子里，满足了对方的目的。
圣经记载耶稣曾经面对一个两难问题：应否纳税给罗马该撒大帝？问者的动机是甚麽呢？他们是否想了解作为犹太人，如何履行罗马政府的法律呢？他们是否期待一个政治学、法律学、宗教学分析出来的答案呢？非也！他们的动机是要难倒耶稣，如果耶稣答「是」，他会被指控是背叛犹太人的罗马走狗；如果答「否」，他会被加上反对罗马政府的罪名。耶稣当然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属於神的归给神，属於该撒的归给该撒。」以语理分析来看，这答案说了等於没有说，甚麽是属於神的呢？甚麽是属於该撒的呢？
可是，如果对方的态度不是求真，我又为甚麽要认真地咬文嚼字呢？在测试我不赞成的心理学论点时，我可以设计一个实验，令任何统计分析结果都构成反证这论点的证据，但是，这样的破坏性实验又有什麽意思呢？
心理辅导学也强调不需要正面解答所有问题，而是要了解问者的心理。在一九六○年代末期，美国泥足深陷於越南战争，詹森总统曾经沮丧地提出一个两难问题：「如果我撤退美军，美国丧失威信；若不撤军，每天都有伤亡，应该怎麽办呢？」如果有人真的从军事、政治去解答詹森这问题，他必定不知道詹森其实不需要一个答案，而是需要发泄内心的痛苦。
坦白说，有些人提出问题或者发起讨论，是一种发洩情绪的心态。例如以数理逻辑来分析问题，应该是十分冷静的过程，但是为什麽有些分析哲学家措辞却极尽侮辱挖苦之能事呢？笔者认识一些世界级的美国学人，他们在学术场合中绝不会措辞那麽尖酸和辛辣，更加不会不可一世。开创「超分析」（meta-analysis）的尊加士（Gene Glass）和以「探索资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驰名的约翰．贝伦斯（John Behrens），都是我的导师，他们的数学和逻辑可谓登峰造极，但是他们写作和说话的态度却十分冷静谦和。
以学术为包装却以发泄情绪为实的情况，反映了说话者有一种破坏性极强的心理，那位分析哲学家自述生平，显出他有很强的反叛性格。假若答辩者跟随他的情绪化路线去争论，一来只是满足了他的心理，二来依从他的游戏规则，只会对自己不利，例如有人赞扬那分析哲学家用词辛辣，令梁燕城博士处於守势。假若尊加士和贝伦斯参加讨论，他们可能一样会处於下风，因为他们根本不习惯说话那麽尖酸刻薄。
迟丁里在《说服心理学》中提出：在自己快要陷入对方设下的难题时，最好直截了当指出他的动机和手法，然後反客为主，摆脱对方的游戏规则，不去满足对方的目的。我会对分析哲学家说：「我知道你提出这些两难问题，目的不是要追寻哲学和宗教上的真理，而是要我陷入两难困局，来满足你反对基督教的情绪，和加强你自以为天下无敌的自尊心。我不能接受你这种情绪化、残人以自逞的辩论方式，既然你是学人，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需要依从美国心理学会、美国统计学会、美国数学协会、美国哲学会……等学术机构定下的规则。」
那情绪化和攻击性的论者，为甚麽会被捧成为「无敌是最寂寞」的学术明星呢？为甚麽基督教的声音好像那麽薄弱呢？这是另一个心理学的题目，以後有机会再讨论。
我离开香港已经十多年，最近跟张国栋先生通过电子邮件讨论，才开始知道多一点关於香港护教学的问题，张国栋慨叹一些基督徒的护教学太「不济」。我相信，华人基督徒圈子里面必定有不少出色的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盼望神能够兴起更多工人！
（作者为美国亚历桑拿大学心理学博士，专门於测量、统计与研究方法论，如欲与作者联络，请寄电子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石头问题」与宗教哲学专辑迴响，二○○○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