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一年才過了一個月，本地政情已連場暴雨急風。手機SIM卡實名制、通識變身國民教育，以及種種嚴苛卻不單憑科學根據和實際效用的抗疫措施，總是忽然掩至，由上而下沒有選擇。近日特首在民主派總辭後的立法會推「五大立法」，就當中部份涉及議會運作（區議會宣誓）、資訊自由（限制查冊）以及專業自主（引入海外醫生）的項目，揚言若立法會仍然是去年的模樣就連提也不能，認為過去的立法會不讓他們工作。這番話卻明顯忽視立法會原有的制衡功能，更無視社會民意對有關法案的真實反響。

當建制裡的制衡失效，「全面管治權」意識當道，民間意見要打入政策圈故然舉步維艱，需要更多協同合作；而捍衛一己自由的責任進一步落入民間社會的每個生活處境裡，勢所難免。回望《論壇》近日的熱門報道，不是探討教會未來面對的危機，就是知名退休牧者低調離港，以保免於恐懼的自由。

如何在沒有自由的地方活出自由*，成為今天每個香港人都要回答的問題；答案似乎不容易找，然而在香港社會的集體經歷裡，例如一年來的抗疫經歷，卻其實不無啟迪，值得細看慎思——是那共同的歷史，共同的友誼，共同的經歷*，將香港人連結在一起，無論未來是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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