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公佈失業率因疫情攀至新高之際，《港區國安法》訂立後出現的移民潮，影響亦漸見浮現於新聞媒體：校園退學離港的學生不斷加增，教會裡舉家離港的也大不乏人*。從信仰角度而言，其實聖經不乏關於遷徙的記載和信息*，可供參考。不過對信徒教牧來說，更關鍵的可能是大家是否願意談論，不視為禁忌，否則即使這個社群有更好的資源，還是無用武之地。

都說香港從來是個移民城巿──這不是掌權者不反思一己責任的借口，而是這城的歷史足跡和今天實況。不過，為勢所迫的離散遷徙，跟放眼世界的國際視野，卻實在沒有必然的關係。近期香港社會對美國選舉的關注，某程度也同出一轍：所關心的，是人家誰勝誰負對一己的影響，無可厚非；所展現的，卻是忽略他們本土關注的以偏蓋全，甚至跟事實基礎漸行漸遠。在後真相年代談真相（還要是隔了一個太平洋的真相），當然困難，重要性卻有增無減。別忘記昔日《論暴政》這小書揭示了美國社會面對特朗普年代可能出現的暴政風險，對今天的香港而言，這風險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後真相年代點出不同社群只擁著合自己所用的「真相」圍爐取暖，以致被有心人播弄，某程度是過去社會不同階層溝通失效的債。要重尋撥亂反正的動力，以真相將大家重新結連起來，或許可以從放眼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社群開始：由盧旺達的牛到英倫的教會，由早前廣東道的大火到上週華盛頓的怒火，由全球的宗教迫害到四川的宗教維權。這些故事與迴響，可會觸動我們的心，正如歐偉民在新專欄論及貧窮關懷時*所提醒：我們可有認真關心他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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