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年多的動盪，根源在於官民間缺乏信任基礎。去年修訂《逃犯條例》 觸發反送中運動，五大訴求之一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前因後果，使香港社會有一個全面的真相來作公義和平的基礎，重新出發。（這跟沒有調查權力的監警會近日所發出的審視報告當然相去十萬八千里，只有林鄭月娥政府才說這是全面客觀。）更重要的是反送中運動背後香港社會對內地人權狀況的低信任，問題其實一直未有新的客觀條件來使之得以處理。當內地連人權、公民社會等港人所珍視的價值也禁止討論，現在要繞過香港的立法程序，直接透過列入《基本法》附件在港實施國安法例，並可在港設置國安機關執法，這無助築構新的信任基礎，讓香港社會重新出發。

這道理其實不難明白，但觀乎近年的事態發展，港人再理直氣壯的發聲，當權者能否得聞？抑或沉溺於自己建構出來的「新真相」之中而不能自拔？按近年經驗，港人或許沒有很多理由相信一己聲音會得到尊重；事實上，內地今次直接將國安法例頒佈在港實施，特首亦明言不會有在港諮詢，整件事對於香港社會亦談不上尊重。無論在政治光譜的哪一個位置，都需要明白，事情不是「誰是多數，誰是少數」、「誰被統戰，誰被批鬥」的問題，而是覆巢之下無完卵。

當掌權者不再賞善罰惡，憑惡號令的姿態又愈來愈明顯，自由人權空間備受收窄的危機愈來愈大，香港社會就愈發需要持續發出清晰的聲音，來指出這不是香港這個開放社會的原有生活方式。當制度在保護人權自由的事上失效，作為一國兩制的活力根源所在，香港的公民社會還是會繼續自行發聲，捍衛權利。這原本就是昔日言論自由下香港社會的慣性。觀乎近年香港社會的表現，這慣性至今未變。這把聲音，並不因為有十足把握能改變甚麼，而在於面對壓迫、忽視與欺凌時行使高聲呼救的權利，讓地球村的鄰舍得聞這吶喊，讓這些吶喊與哀號得聞於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