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當局高調宣講的粵港澳大灣區，固然為區內城市帶來一些憧憬；不過在北京不斷推展「全面管治權」的當下，不少港人將這解讀成將香港「被融合」到中共黨國之中，也說法實在是意料之中，為這城的身份危機另添新霾。當然，按昔日CEPA的經驗，這個大灣區的路會如何走下去，只能說一句拭目以待。

最近一宗不大不小的新聞，倒讓人再一次感受到香港我城作為地球村村民值得欣賞的獨特之處。一對沙地阿拉伯的姊妹為了逃離重男輕女的虐打、宰制與苛待，趁與家人外遊而企圖逃至澳洲，但在香港國際機場轉機時被該國人員阻撓，結果流落香港五個月，前景未明。對這對姊妹而言，香港這個「法外之域」，就成了她們尋找自由的一線生機。同一樣的場景，無論是早幾年的斯諾登、為數更多的酷刑聲請難民、流亡香港的內地異見人士，以至再遠一點上世紀以十萬百萬計來港的內地難民，凡此種種，對香港社會來說其實都不會陌生，造就了這城嚮往自由的性格底蘊。

即使今天政府要談粵港澳大灣區，還是不得不談如何發展各城市的獨特之處。而香港的獨特之處，除了各項專業制度所代表的軟實力，還有背後因著歷史而來的社會核心價值，成為一個各方雲集尋求自由共濟的空間。這也是香港社會得以貢獻鄰舍的獨特之處，須盡力守護，也讓這份自由與共濟繼續在社會裡得以體現。對於享有宗教自由的教會群體來說，這也是不難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