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時代論壇》網站讀了銀狐先生對小弟一篇文章的批評，在此我作出回應。
首先，我十分多謝銀狐先生的批評，通過討論，我才知道自己文章有甚麼不清楚的地方，藉此我才有機會加以補充。銀狐先生引發出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在學術討論、研究裏面，論者之心態、動機是否可以作為分析和建立論証之材料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統計學教授派思（James Press）和社會學教授談也（Judith Tanur）合著了《科學家之主觀性和祕思進路》（The Subjectivity of Scientists and Bayesian Approach）一書，在該書中他們舉出了許多科學家怎樣扭曲資料，從而主觀地作出自己期望的結論。兩位作者毫不客氣地分析了是甚麼動機，導致了那些科學家如此主觀。其中一個例子是人類學家瑪嘉烈．蜜特（Margret Mead），蜜特曾經到太平洋一個小島觀察原始部落的文化，她作出如下結論：在性開放的土著文化中，風化罪案和關連到性愛的社會問題極其輕微。可是，往後其他學者更加深人研究同一小島的文化，推翻了蜜特的結論。兩位作者指出，蜜特的指導教授波亞（Frank Boas）相信西方社會的道德規範無非是人為的，於是派遣蜜特找尋證據。換言之，蜜特研究的動機是為了支持老師的信念。 蜜特支持性開放的證據一度受到廣泛關注，有些學者甚至將讀者的動機也放入討論之中，他們指出：不少美國人厭倦的了清教徒式的貞潔、禁慾觀念，而蜜特的研究正好為性開放提供一個好像是「天經地義」的理由。同樣，這樣從動機著眼去進行批判，我認為並無不妥。
在心理學研究中，不但論者動機成為考慮其論證的因素之一，而且受訪者、受測試者的動機也會受到檢驗。很多電腦化的心理研究，都記錄受測試者的反應時間，假若一個正常地需要一小時才可以完成的測驗，一名受測試者只需十五分鐘完成，但分數卻一塌糊塗，那麼這個人參加實驗的動機可能是純粹為了金錢報酬，態度毫不認真，那麼它的記錄將會被棄置。 在政治討論中，動機也是衡量對方說話的條件之一。例如當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不少人「義正辭嚴」地批評美國怎樣殘害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巴勒斯坦人，但對於受伊拉克殺害的庫爾德人、科威特人，受南斯拉夫迫害的亞爾巴利亞人、受巴勒斯坦恐怖主義襲擊的猶太人，只是輕描淡寫，甚至不置一詞。難道我沒有理據質疑那些人的政治動機而提出反駁嗎？幾年前當北約攻擊南斯拉夫時，俄羅斯力斥北約，認為戰爭會傷害無辜。俄羅斯人和塞爾維亞人同屬斯拉夫族，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對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說：「可惜米洛維別夫（南斯拉夫前總統）是塞爾維亞人，如果他是愛爾蘭人、或者是其他人種，美俄就不會陷入僵局。」葉利欽反駁：「我的立場不是基於種族，無論科索沃事件發生在甚麼地方、甚麼人身上，我都會抱著和平原則。」可是，擁抱和平原則的葉利欽，在面對車臣分離主義分子時，卻毫不留情地支持在車臣採取軍事行動。種種蛛絲馬跡顯示：葉利欽反戰是出於政治、種族動機，而不是人道主義。
銀狐先生的論點是：「在辯論中，揣測別人的動機，並以此作為論點，便是正正犯了人身攻擊的謬誤。」我舉出以上例証，是指出在審查衡量人家的資料、論點時，動機分析是合情合理，只要沒有採用情緒化字眼，就不算人身攻擊。
有趣的是，李天命教授在其著作《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第十八版）裏面辯論石頭問題時，也將自己推測對手之心態、動機的說話寫出來：「這些人的絕對真理往往跟個人利益、面子、狂妄心態、安全感等等因素掛鉤。當他們發覺自己的絕對真理受到挑戰威脅時，就會寢食不安。」（頁一八三）我可以接受李教授推測對方動機的做法，可是他的寫法即使不算人身攻擊，也算是用字著墨有點情緒化吧！事實上，著名科學歷史和哲學家羅利．羅頓（Larry Laudan）也曾經批評一些基督徒研究科學的動機，他說，倘若一些人接受梵蒂岡的贊助，去研究怎樣推翻伽利略理論，這種研究動機值得商榷。然而，羅頓遣詞造句卻很少情緒色彩。
類似頁一八三的字句，在李教授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例如他批評對方「隨口亂說」、「不負責任」（頁一七七）、「盲辯」、「胡混的言辭」（頁一八一），這種行文方式，在美國的學術討論中實在難以一見，我知道自己引出美國心理學會、美國統計學會……定下的規則時，可能會令人認為我崇洋、親美。但套用銀狐先生的說話，我們有的時候，是不是應該稍為放下自己的一套，聽聽他人的意見呢？
我的學問微不足道，但我震驚於不少外國基督徒學人的博大精深，他們的治學方法、討論態度，的確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基督教又豈是一個「封閉系統」呢？當一個邏輯學家自以為「無敵是最寂寞」、「無懈可擊」的話，我恐怕這才是封閉系統。
至於我是否「可恥」，我並不介意。我撰寫本文的動機不是為了求勝，而是為了將自己的觀點解釋清楚，更希望華人基督教能在護教學上向前邁進。
（「石頭問題」與宗教哲學專輯迴響，二○○二年三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