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时代论坛》网站读了银狐先生对小弟一篇文章的批评，在此我作出回应。
首先，我十分多谢银狐先生的批评，通过讨论，我才知道自己文章有甚麽不清楚的地方，藉此我才有机会加以补充。银狐先生引发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在学术讨论、研究里面，论者之心态、动机是否可以作为分析和建立论证之材料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统计学教授派思（James Press）和社会学教授谈也（Judith Tanur）合着了《科学家之主观性和秘思进路》（The Subjectivity of Scientists and Bayesian Approach）一书，在该书中他们举出了许多科学家怎样扭曲资料，从而主观地作出自己期望的结论。两位作者毫不客气地分析了是甚麽动机，导致了那些科学家如此主观。其中一个例子是人类学家玛嘉烈．蜜特（Margret Mead），蜜特曾经到太平洋一个小岛观察原始部落的文化，她作出如下结论：在性开放的土着文化中，风化罪案和关连到性爱的社会问题极其轻微。可是，往後其他学者更加深人研究同一小岛的文化，推翻了蜜特的结论。两位作者指出，蜜特的指导教授波亚（Frank Boas）相信西方社会的道德规範无非是人为的，於是派遣蜜特找寻证据。换言之，蜜特研究的动机是为了支持老师的信念。 蜜特支持性开放的证据一度受到广泛关注，有些学者甚至将读者的动机也放入讨论之中，他们指出：不少美国人厌倦的了清教徒式的贞洁、禁欲观念，而蜜特的研究正好为性开放提供一个好像是「天经地义」的理由。同样，这样从动机着眼去进行批判，我认为并无不妥。
在心理学研究中，不但论者动机成为考虑其论证的因素之一，而且受访者、受测试者的动机也会受到检验。很多电脑化的心理研究，都记录受测试者的反应时间，假若一个正常地需要一小时才可以完成的测验，一名受测试者只需十五分钟完成，但分数却一塌糊涂，那麽这个人参加实验的动机可能是纯粹为了金钱报酬，态度毫不认真，那麽它的记录将会被弃置。 在政治讨论中，动机也是衡量对方说话的条件之一。例如当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後，不少人「义正辞严」地批评美国怎样残害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巴勒斯坦人，但对於受伊拉克杀害的库尔德人、科威特人，受南斯拉夫迫害的亚尔巴利亚人、受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袭击的犹太人，只是轻描淡写，甚至不置一词。难道我没有理据质疑那些人的政治动机而提出反驳吗？几年前当北约攻击南斯拉夫时，俄罗斯力斥北约，认为战争会伤害无辜。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同属斯拉夫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可惜米洛维别夫（南斯拉夫前总统）是塞尔维亚人，如果他是爱尔兰人、或者是其他人种，美俄就不会陷入僵局。」叶利钦反驳：「我的立场不是基於种族，无论科索沃事件发生在甚麽地方、甚麽人身上，我都会抱着和平原则。」可是，拥抱和平原则的叶利钦，在面对车臣分离主义分子时，却毫不留情地支持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种种蛛丝马迹显示：叶利钦反战是出於政治、种族动机，而不是人道主义。
银狐先生的论点是：「在辩论中，揣测别人的动机，并以此作为论点，便是正正犯了人身攻击的谬误。」我举出以上例证，是指出在审查衡量人家的资料、论点时，动机分析是合情合理，只要没有采用情绪化字眼，就不算人身攻击。
有趣的是，李天命教授在其着作《李天命的思考艺术》（第十八版）里面辩论石头问题时，也将自己推测对手之心态、动机的说话写出来：「这些人的绝对真理往往跟个人利益、面子、狂妄心态、安全感等等因素挂钩。当他们发觉自己的绝对真理受到挑战威胁时，就会寝食不安。」（页一八三）我可以接受李教授推测对方动机的做法，可是他的写法即使不算人身攻击，也算是用字着墨有点情绪化吧！事实上，着名科学历史和哲学家罗利．罗顿（Larry Laudan）也曾经批评一些基督徒研究科学的动机，他说，倘若一些人接受梵蒂冈的赞助，去研究怎样推翻伽利略理论，这种研究动机值得商榷。然而，罗顿遣词造句却很少情绪色彩。
类似页一八三的字句，在李教授的着作中俯拾皆是，例如他批评对方「随口乱说」、「不负责任」（页一七七）、「盲辩」、「胡混的言辞」（页一八一），这种行文方式，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中实在难以一见，我知道自己引出美国心理学会、美国统计学会……定下的规则时，可能会令人认为我崇洋、亲美。但套用银狐先生的说话，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稍为放下自己的一套，听听他人的意见呢？
我的学问微不足道，但我震惊於不少外国基督徒学人的博大精深，他们的治学方法、讨论态度，的确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基督教又岂是一个「封闭系统」呢？当一个逻辑学家自以为「无敌是最寂寞」、「无懈可击」的话，我恐怕这才是封闭系统。
至於我是否「可耻」，我并不介意。我撰写本文的动机不是为了求胜，而是为了将自己的观点解释清楚，更希望华人基督教能在护教学上向前迈进。
（「石头问题」与宗教哲学专辑迴响，二○○二年三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