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不少基督教团体和群体因着中央政府释法而发表声明，随之而来的是有弟兄姊妹觉得被代表，并且在教内引起一轮教会应否发表声明的讨论。笔者是崇真会救恩堂社关小组的成员，而我们社关小组的成员也曾以社关小组或社关小组成员的个人名义发表声明。这篇文章是笔者以个人的名义去表达笔者对堂会应如何处理发声明的问题和社关事工的本质的一些看法。
教内对应否以堂会名义、什至是可否使用堂会会友的身份以个人名义出声明有所争论，是源于没有统一的神学规範可以跟从，而堂会的领导层也倾向诉诸行政权力去处理争议。然而，领导层的决定往往都是单元的，即完全支持或完全反对，没有折衷方法。没有统一神学规範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圣经时代没有出声明这种事，而圣经中也没有其他直接和明显、处境也相近的教导，以至教内有不同的诠释。其实这种争议可説是基督教的特色，基督教并不陌生，例如婴孩可否接孩童洗礼，转教会是否需要再接受洗礼都是由于圣经中没有明显而清晰的教导，因而产生不同的神学观点和主张。
为张力留馀地
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是源于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事实上，就连我们的神学观、对上帝的认知、和教会存在的方式也是无可避免受着世界的思潮所影响。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套能完全超脱世界的解经和认识上帝和教会的方法。相反，我们对上帝和教会的认知和什么是合适的行动往往是建基于我们的世界观1。例如中世纪的教会视被呼召作祈祷事工的比被呼召作其他的工作的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尊贵，但今天我们会认为任何呼召也是特别和神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世界观认为人类是由三个不同阶层所组成的，但因现在我们认为每个人生而平等，这种中世纪的世界观和对呼召的观念在今天已不复再。另外，中世纪前会认为教会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但这种观念同样已不存在2。而更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那些在旧约时代中属于非常进步的对待奴隶的规例在今天却是完全不能接受。
从这些例子当中可见我们的神学观念其实也是随着思潮的风向而转变，而且我们需要接受上帝其实是按着我们不同时代的世界观、思潮、并从而引申出对上帝和圣经不同的理解与不同时代的基督徒相处，除非我们相信其实只有某一时代、持某一种神学观的信徒才是真正相信主、认识主的教导，其他的都要随时预备落地狱。事实上，天主教视为经典的亚奎那（Thomas Aquinas）神学是建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世界观，什至，应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入于亚奎那的神学当中3。但此前的神学却是深受柏拉图的哲学和其对世界和人的本质的理解所影响4。笔者必须指出我们的神学、我们对神的理解、对天堂的观念、什至解经并之后的诠释和应用（OIA），无一不需要通过一个原本已经存在于我们意识当中的世界观（或）视角去理解。而这些不同的视角就是我们对这世界和人的本质、对什么是自然和社会的理解、认知与相像。然而我们却会以为这世界从古到今就只有一个自然而来的视角去理解和诠译圣经所写的。但只要了解神学和哲学史就会发现从古到今，神学观念其实都是随着人类思潮的转变而演化，并非一成不变。
在全球化和世界急速转变的今天，思潮、世界观、生活的环境和经验的转变愈来愈急速，而且转变的幅度愈来愈大，以至在一段时间中出现愈来愈多不同的思潮和世代，由过往几十年才一代发展到几年就一代。人与人、世代与世代之间所认知的世界、所信仰的神学观愈来愈多元5，而这情况使社会和教会在对政制和社会发展方向、民族身份的认同等问题上充满内部矛盾。今日香港社会面对的撕裂在教内同样出现，发表声明的争议只是众多冲突和矛盾中其中之一。
矛盾在今日的社会和教内是无法避免的，但矛盾不一定引致冲突的爆发。引发撕裂什至爆发冲突是因为大家不醒觉、或不愿意去承认世界上不只有一套同时合适的视角、神学观和回应。而令情况更差的是在于政府和堂会的领导层以行政的权力，使社会和堂会的政策和决定只偏向某一视角、神学或价值，没有为持其他视角、世界观或价值的市民和信众留下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什至寸步不让，毫无弹性。这种压迫造成反弹和反抗，港独和堂会分裂就是由此而起！没有给对方生存空间并且视自己为唯一的正统，却不知道人类的哲学和神学的发展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互相影响及变化，并且运用行政权力去压制对方，这是做成分裂的悲剧的原因。但笔者必须强调，这种主张并不代表奉行相对主义，即任何思潮和神学观也可接受。但我们必须接受每一种神学论述都是有其时效性和其适用的限制，但又同时必须是忠于真理。如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所言：「神学作为教会（不是堂会）的一种功能，必须服务教会的需要。一个神学系统应当满足两个需求：陈述基督信仰真理，以及为了每一个新的世代诠释这真理。神学就在这两极当中摆盪，一端是作为其根基的永恒真理，另一端则是永恒真理落实的时空处境」6。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是处于这种张力当中。
为公义而发声
而笔者认为对社会的不公义发声就是教会其中一个不变的责任。在圣经的故事中很前的部份已指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然后上帝在以色列民出埃及后向他们颁布律法，当中不少是关于社会中的伦理和社会公义，以规管和建立有公平和公义的群体和社会。到列王时代及以后，上帝一直兴起不同的先知去提醒、批评和警告当权者和当时的社会风气不符合上帝的公义。到基督开始传道前，上帝也差派先知约翰警告和呼吁当时的人悔改。悔改不只是信耶稣，而是回到与上帝的约。而耶稣在三年的传道时期当中也经常公开谴责地位崇高并且有一定权势的法利赛人，批评他们明白上帝的约和对公义的要求（包括人伦和社会中的公义）却不去作，而且妨碍别人作。耶稣更说他来不是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新约当然是包括上帝眼中看为公义的社会的律例。而耶稣所行的本身就是一种公开的发声。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到耶稣都足以看见：远离当权者和权位，并提醒、批评与警告当权者及社会的败坏和不公义，是教会作为上帝的代表（Ambassador of God）应负之责任7。可是现今的教会将上帝的道约化为信耶稣，并将信仰私人化，忘记回到上帝的约、作为上帝的代表的内涵。
回到发声明的事上，因时代的不同，堂会内对是否应该发声明或应以什么方式发声明有不同的见解，有人保守、有人冒进。堂会应有一定程度的弹性，而不应完全抹杀当中一些弟兄姊妹以个人名义，什至以某一牧职的身份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行动的空间。迫狗跳墙带来的只会是反抗和分裂8。所以笔者认为在不是背叛上帝、牴触十诫或当代教会公认的信条的事上，堂会应留下空间给予不同的会友，免得带来分裂。
笔者明白在今时今日的香港，当堂会或宗派向当权者发出批评时可能令其内地的事工受到影响。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二十年前，无国界医生为了要在联合国指证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并且同时避免遭卢旺达政府禁止他们于当地继续进行医疗行动的做法：无国界医生内的工作人员带着无国界医生人员的身份以个人的名义在联合国作证，这或许是一种可取的折衷方法。但长远而言，笔者认为教会和堂会最终应该要明白到远离当权者和权位去提醒、批评和警告当权者和社会是教会和堂会应负之责任。社关事工不是堂会閒来无事去关心一下社会，或私下作一些神学研究去满足自己心理的需要，也不是作为福音预工或挽留青年信徒的工具。社关事工也不只是一种对堂会内的公共神学教育工作 、什至不只是一般关顾孤儿寡妇生活所需的事工9。社关事工是就着社会的不义向当权者和社会发出提醒、批评、和警告的事工，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以行动去推动和帮助解决社会上的不义，而这些事工是需要透过以社关小组什至是堂会和宗派的名义以文章、声明、联署、合法示威、倡议等进行，没有这些工具是不可能进行社关事工的！所以笔者认为一间愿意负上社关使命的堂会应起码容许弟兄姊妹带着牧职的身分以个人名义发声明或作出其他行动，否则社关事工不成社关事工。
（作者为崇真会救恩堂社关小组成员。分题为编者所加。）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12.14）
1.因为人类（即我们）对所有事物的理解（即包括上帝、圣经、和教会），是需要先透过对不同概念有所认知（即使是喜怒哀乐也是先需要对喜怒哀乐先有所认知），然后组合起来成为的事物的理解。这些对不同事物的认知却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来。
3.希望读者不要看到是天主教便嗤之以鼻，简单因基督教的起源是因天主教的过去的堕落就视为下品。
7.周学信，公义和政治，《神学与生活》http://bible.fhl.net/preach/preach35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