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不少基督教團體和群體因著中央政府釋法而發表聲明，隨之而來的是有弟兄姊妹覺得被代表，並且在教內引起一輪教會應否發表聲明的討論。筆者是崇真會救恩堂社關小組的成員，而我們社關小組的成員也曾以社關小組或社關小組成員的個人名義發表聲明。這篇文章是筆者以個人的名義去表達筆者對堂會應如何處理發聲明的問題和社關事工的本質的一些看法。
教內對應否以堂會名義、甚至是可否使用堂會會友的身份以個人名義出聲明有所爭論，是源於沒有統一的神學規範可以跟從，而堂會的領導層也傾向訴諸行政權力去處理爭議。然而，領導層的決定往往都是單元的，即完全支持或完全反對，沒有折衷方法。沒有統一神學規範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聖經時代沒有出聲明這種事，而聖經中也沒有其他直接和明顯、處境也相近的教導，以至教內有不同的詮釋。其實這種爭議可説是基督教的特色，基督教並不陌生，例如嬰孩可否接孩童洗禮，轉教會是否需要再接受洗禮都是由於聖經中沒有明顯而清晰的教導，因而產生不同的神學觀點和主張。
為張力留餘地
不同的觀點和主張是源於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生活環境和經歷。事實上，就連我們的神學觀、對上帝的認知、和教會存在的方式也是無可避免受著世界的思潮所影響。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套能完全超脱世界的解經和認識上帝和教會的方法。相反，我們對上帝和教會的認知和甚麼是合適的行動往往是建基於我們的世界觀1。例如中世紀的教會視被呼召作祈禱事工的比被呼召作其他的工作的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尊貴，但今天我們會認為任何呼召也是特別和神聖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世界觀認為人類是由三個不同階層所組成的，但因現在我們認為每個人生而平等，這種中世紀的世界觀和對呼召的觀念在今天已不復再。另外，中世紀前會認為教會就是奧古斯丁所說的上帝之城，但這種觀念同樣已不存在2。而更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那些在舊約時代中屬於非常進步的對待奴隸的規例在今天卻是完全不能接受。
從這些例子當中可見我們的神學觀念其實也是隨著思潮的風向而轉變，而且我們需要接受上帝其實是按著我們不同時代的世界觀、思潮、並從而引申出對上帝和聖經不同的理解與不同時代的基督徒相處，除非我們相信其實只有某一時代、持某一種神學觀的信徒才是真正相信主、認識主的教導，其他的都要隨時預備落地獄。事實上，天主教視為經典的亞奎那（Thomas Aquinas）神學是建基於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和世界觀，甚至，應說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融入於亞奎那的神學當中3。但此前的神學卻是深受柏拉圖的哲學和其對世界和人的本質的理解所影響4。筆者必須指出我們的神學、我們對神的理解、對天堂的觀念、甚至解經並之後的詮釋和應用（OIA），無一不需要通過一個原本已經存在於我們意識當中的世界觀（或）視角去理解。而這些不同的視角就是我們對這世界和人的本質、對甚麼是自然和社會的理解、認知與相像。然而我們卻會以為這世界從古到今就只有一個自然而來的視角去理解和詮譯聖經所寫的。但只要了解神學和哲學史就會發現從古到今，神學觀念其實都是隨著人類思潮的轉變而演化，並非一成不變。
在全球化和世界急速轉變的今天，思潮、世界觀、生活的環境和經驗的轉變愈來愈急速，而且轉變的幅度愈來愈大，以至在一段時間中出現愈來愈多不同的思潮和世代，由過往幾十年才一代發展到幾年就一代。人與人、世代與世代之間所認知的世界、所信仰的神學觀愈來愈多元5，而這情況使社會和教會在對政制和社會發展方向、民族身份的認同等問題上充滿內部矛盾。今日香港社會面對的撕裂在教內同樣出現，發表聲明的爭議只是眾多衝突和矛盾中其中之一。
矛盾在今日的社會和教內是無法避免的，但矛盾不一定引致衝突的爆發。引發撕裂甚至爆發衝突是因為大家不醒覺、或不願意去承認世界上不只有一套同時合適的視角、神學觀和回應。而令情況更差的是在於政府和堂會的領導層以行政的權力，使社會和堂會的政策和決定只偏向某一視角、神學或價值，沒有為持其他視角、世界觀或價值的市民和信眾留下生存和活動的空間，甚至寸步不讓，毫無彈性。這種壓迫造成反彈和反抗，港獨和堂會分裂就是由此而起！沒有給對方生存空間並且視自己為唯一的正統，卻不知道人類的哲學和神學的發展在歷史長河中是如何互相影響及變化，並且運用行政權力去壓制對方，這是做成分裂的悲劇的原因。但筆者必須強調，這種主張並不代表奉行相對主義，即任何思潮和神學觀也可接受。但我們必須接受每一種神學論述都是有其時效性和其適用的限制，但又同時必須是忠於真理。如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所言：「神學作為教會（不是堂會）的一種功能，必須服務教會的需要。一個神學系統應當滿足兩個需求：陳述基督信仰真理，以及為了每一個新的世代詮釋這真理。神學就在這兩極當中擺盪，一端是作為其根基的永恆真理，另一端則是永恆真理落實的時空處境」6。我們必須接受我們是處於這種張力當中。
為公義而發聲
而筆者認為對社會的不公義發聲就是教會其中一個不變的責任。在聖經的故事中很前的部份已指出亞伯拉罕的後裔要成為萬國萬族的祝福，然後上帝在以色列民出埃及後向他們頒佈律法，當中不少是關於社會中的倫理和社會公義，以規管和建立有公平和公義的群體和社會。到列王時代及以後，上帝一直興起不同的先知去提醒、批評和警告當權者和當時的社會風氣不符合上帝的公義。到基督開始傳道前，上帝也差派先知約翰警告和呼籲當時的人悔改。悔改不只是信耶穌，而是回到與上帝的約。而耶穌在三年的傳道時期當中也經常公開譴責地位崇高並且有一定權勢的法利賽人，批評他們明白上帝的約和對公義的要求（包括人倫和社會中的公義）卻不去作，而且妨礙別人作。耶穌更說祂來不是廢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新約當然是包括上帝眼中看為公義的社會的律例。而耶穌所行的本身就是一種公開的發聲。從舊約到新約、從先知到耶穌都足以看見：遠離當權者和權位，並提醒、批評與警告當權者及社會的敗壞和不公義，是教會作為上帝的代表（Ambassador of God）應負之責任7。可是現今的教會將上帝的道約化為信耶穌，並將信仰私人化，忘記回到上帝的約、作為上帝的代表的內涵。
回到發聲明的事上，因時代的不同，堂會內對是否應該發聲明或應以甚麼方式發聲明有不同的見解，有人保守、有人冒進。堂會應有一定程度的彈性，而不應完全抹殺當中一些弟兄姊妹以個人名義，甚至以某一牧職的身份以個人名義發表聲明或採取行動的空間。迫狗跳牆帶來的只會是反抗和分裂8。所以筆者認為在不是背叛上帝、牴觸十誡或當代教會公認的信條的事上，堂會應留下空間給予不同的會友，免得帶來分裂。
筆者明白在今時今日的香港，當堂會或宗派向當權者發出批評時可能令其內地的事工受到影響。或許我們可以參考二十年前，無國界醫生為了要在聯合國指證盧旺達的種族滅絕並且同時避免遭盧旺達政府禁止他們於當地繼續進行醫療行動的做法：無國界醫生內的工作人員帶著無國界醫生人員的身份以個人的名義在聯合國作證，這或許是一種可取的折衷方法。但長遠而言，筆者認為教會和堂會最終應該要明白到遠離當權者和權位去提醒、批評和警告當權者和社會是教會和堂會應負之責任。社關事工不是堂會閒來無事去關心一下社會，或私下作一些神學研究去滿足自己心理的需要，也不是作為福音預工或挽留青年信徒的工具。社關事工也不只是一種對堂會內的公共神學教育工作 、甚至不只是一般關顧孤兒寡婦生活所需的事工9。社關事工是就著社會的不義向當權者和社會發出提醒、批評、和警告的事工，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以行動去推動和幫助解決社會上的不義，而這些事工是需要透過以社關小組甚至是堂會和宗派的名義以文章、聲明、聯署、合法示威、倡議等進行，沒有這些工具是不可能進行社關事工的！所以筆者認為一間願意負上社關使命的堂會應起碼容許弟兄姊妹帶著牧職的身分以個人名義發聲明或作出其他行動，否則社關事工不成社關事工。
（作者為崇真會救恩堂社關小組成員。分題為編者所加。）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12.14）
1.因為人類（即我們）對所有事物的理解（即包括上帝、聖經、和教會），是需要先透過對不同概念有所認知（即使是喜怒哀樂也是先需要對喜怒哀樂先有所認知），然後組合起來成為的事物的理解。這些對不同事物的認知卻是從我們的日常生活而來。
3.希望讀者不要看到是天主教便嗤之以鼻，簡單因基督教的起源是因天主教的過去的墮落就視為下品。
7.周學信，公義和政治，《神學與生活》http://bible.fhl.net/preach/preach35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