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宣誓风波导致人大释法，议席悬空，事件馀波不断。在坊间，有不同阵营的市民接连入禀要求法院裁定其他议员宣誓无效。随着相关案件进入审议和上诉阶段，香港的司法体系会如何回应，将进一步明朗。而在教会，相关讲座接二连三，与会者众。此前大批不同宗派的信徒以至教牧和神学院老师自发网上联署，动辄上千上百。大家都意识到事件对本地法治和一国两制的严重冲击，问题已远远超乎两位立法会议席当选人在宣誓时的失态表现，也改变了今后「一国两制」的互动轨迹。可以肯定的是，今次北京在审讯中途释法，又钜细无遗到一境地几近替本地立法，如斯做法既降低了《基本法》条文在港实施的可预测性，亦从根本地牵动出香港民间社会由下而上的高度关注和自发反应，表态捍卫公义、权利与自身价值。
香港社会愈来愈多由下而上的关注与行动，要为这城做点事，当然不是始于今年。近几年的连串事件，由反高铁到反国教再到伞运，一浪接一浪的群众运动，牵涉其中的参加者动辄以十万计，人数不断增加，影响什至遍及海外。教会群体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员，与社会氛围共鸣共振，人数当然不及坊间，趋势却见明显。由早前反对释法的自发网上联署，到近日基督教和天主教各有数百名信徒教牧参与选委抽签「寸土必争」，再到伞运周年的培灵会和祈祷会两年后仍有逾千人参与，可以得见信徒教牧对社会事务的关心和行动，已超越过去，且由量变带来质变：网络世代的动员方便，为自主发声提供必要的连系平台，反应快速，堂会宗派等既有建制的不容易追得上；而个体化的自发行动，在理念上和行动上均倾向无求于传统堂会建制的资源与认受，彼此「其实谁也不求代表谁」由争拗的张力渐渐变成默认的实况──既有无奈，也是新的可能。
当面向时势真恶的不确定年代，教会肩负牧养之责，总要思量信徒教牧的「新酒」需要怎么样的「新瓶」。早前的反释法联署，不同宗派反应不一，有另出声明划清界线，也有辖下由教牧组成的社关小组取得主动发声明搞禁食守望。不同判断的背后，或涉不同宗派传统的政教关系理念；但在社关个体化网络化的氛围下，教会群体如何既能容让信徒教牧有回应自身感召的空间，行公义好怜悯，又能维持有效的牧养与教导关系，将热心化作见证，符合上主心意，成为上主赐福世人的出口而不囿于教会四堵墙之间？这肯定是香港的新世代教牧领袖构思「新瓶」的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