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以破记绿的投票数字（二百二十万）完成，香港的政治形势会否有所改变？朱凯迪以地区直选当选被封票王后接受访问，他即时反应是质疑香港人对政治光谱的惯性看法：「现在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我们对香港政治（光谱）的理解，我们是否仍以什么泛民、建制等来理解香港政治？正如有人称我为左胶……」。朱凯廸以一个环保份子为香港的环境保育而抗争十年后终于进身香港政治最前线，他与一班新青年进入立法会象征着香港政治新一代的发展和改变是一回事。同时应当注意的是「绿色力量」（土地公义）这股政治新势力已稍稍进入了香港的政治光谱。
本文无意就香港的政治光谱的发展提出评论或意见。事实上很常每当一些新的政治形势出现，新概念即时的形成会趋向标签化现象，这对了解社会现况没好处，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时的政治光谱愈趋多元。对于香港现时的政治现况的新发展相信无论任何派别都应理性面对。 而现在所谓的「本土议题」在占领运动后被提出来亦彷佛是很自然的现象。
本文尝试在这次选举经验过后，分享一个基督信仰（神学）的重要传统：终末论（eschatology）。目的旨在于申明思考终末论所反映的是一个此世性（政治）的真理：我们（人类）仍在艰辛地思考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终末论在基督启示（基督论）之中理解亦表明政治神学的基础与「历史进程」（历史观／历史哲学）有紧密关系。
政治（神学）与终末论
众所周知终末论不是现代神学的新发明，旧约圣经中早有论述，多出现在被掳先知的神学中。如果按历史考究的成果，一定部份旧约文本都于被掳时期成书（包括五经），那么可以推论终末论在旧约脉络中的重要性。到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的启示可知，新约基本上是一个「上帝国降临」的预示和宣告。按圣经历史的信仰发展基础可知，终末论本是一个历史（经验）进程的问题，这「历史的理解」不单是人类历史的问题，而更是「上帝的历史」 （History of God）的进程问题。巴特（Barth）在《罗马书释义》1 内经常以非常吊诡的形式表达上帝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而切线（tangent）就是书内其中一种「既济未济」（already but not yet）的表达。
如果历史是一个「经验」的陈述，神学又可被理解为一个思考「历史经验」的进程。如是者理解本次选举事件什或回归后的香港政情，思想如何让我们学习在历史经验中体验和理解上帝的作为，相信也是颇有意义的。当然这种视域太狭窄，或许一种普世性（全球化）的政治神学观点是更有需要。而大约在半个世纪前绿色政治的兴起，正反映了人类（全球）历史进程已走到末路，现在无人（无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这种急迫性只有循决心改变的全球化政治思维前进才有可能找到出路。2这绝对与（生态）政治神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3
终末论的神学思考的形成往往在失败的历史中被提出或重申，旧约圣经中被掳的先知（如以西结）这样的做法主因是要在危难的政治历史现实中提醒信仰者，在混乱的历史和政治的残酷中上帝仍在自身的历史及创造（进程）中。值得香港教会群体重新反思的问题，首先不是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现有的政治形势及那种所谓赤化的「政治状况」；重要的问题是那种打扰我们信心的原因和心结，是那种恐惧和不安，以至最后踏上本土或自决的政治思维之中的原因。
对教会来看，问题仍是我们相信一个怎样的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机械论的创造者第一因？他创造大地和人类后，就再没有理会和管治他们？这不应是基督信仰的思维。
他是一个拯救我们个体生命战胜死亡而复活的基督？这是福音布道信仰灵魂学说中，洁净我们生命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生命（灵魂）保存者。这种理解很普遍，但的确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有信仰（神学）缺陷。
还是我们相信启示录的大历史观，耶稣基督是那个掌管历史更新大地（一切被造物），曾宣告「我必再来」的终末的得胜者？归根究底，我们相信一个在历史和现实政治生活中仍然作工的上帝？我们究竟对上帝有一种怎样的信仰思维「运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
二战后西方政治神学迅速发展，神学家在急剧转变的社会中研究教会的信仰状况。根本的问题是：「上帝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战后很多欧洲的神学家（如巴特、云格尔和莫特曼）的疑问都相似：福音与我们大战后惨淡（虚无）的历史和人生何干？上帝的福音怎样「此时此地」与人同在？（参巴特的其中一本福音神学着作： “God here and now”）对巴特等人来看，上帝绝对不只是一位拯救个体灵魂和安置天堂永生的救赎者，如果信仰只是如此就是「坚离地」的上帝信仰，这样的信仰理解只会让教会更不会思考此世政治与上帝工作（上帝国度）之间的关系。信仰与此世的政治思想和现实是分割不了的。思考政治的任务本来就是神学性的（奥古斯丁—路德—巴特均如是）。
现代政治神学发展的重要性在于，以圣经提出的终末论（历史神学）重新辩证地思考建构「福音神学」。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特是采取如此路线的第一人，他正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两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上帝此世性（天国的福音）的关切。说巴特是「现代政治神学」的鼻祖事实不错，无异他是扬弃旧有信仰理解的突围者和修正者，他深信没有好的信仰理解（福音神学），教会和信仰必然腐化这事实。任何非政治性的神学都可成为神学和信仰内容，只是必须成为政治神学的预备和辅助。
这或许就是巴特神学的原意初衷。末世论事实很早在他的《罗马书释义》第一版就被肯定确立，第二版更显激进。4巴特之后，终末论的重要性在现代政治（历史）神学的此世性关注发展中更显突出，这几乎成为了耶稣基督宣告的不断重申：「我必再来。」奈何现代西方神学的发展精髓（特别是战后政治神学的发展）并未好好被华人教会与神学家所吸收，以至教会经常在混乱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中显得无助。
由回归到占领运动到本届立法会选举的政情看来，「人的政治」与「上帝的政治」的分别仍大。虽然对于渺小的人类，我们不容易见到上帝终末的历史进程和轨迹（巴特用语：「上帝的历史的奥秘」），但只要上帝仍在历史中作工，「黑暗、混乱、死亡与地狱仍然有，但它们一刻也不能占上风」。（Barth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5明显要认识一个在混乱、黑暗历史（政治）中作工的上帝，是我们现代中产化了的教会生活的一大挑战。当我们开始认识和建构政治神学时，终末论应该显得更具体而不是更抽象。
终末的既济未济
历史和政治领域都是人类生活经验的重要一环，若不能就经验思考（政治）神学始终是一个缺陷，这就是西方神学一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路如此值得参考的原因。今天我们香港人回归前后的经验的历史重要吗？重要在哪？为什么重要？在新一届立法会形成的同时，香港这几年走过了一个怎样的政治经历，为什么如此走着？这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值得再提的是，经历过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的神学家巴特这句名言：「圣经是个奇妙世界。」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又相信圣经，而宣称相信上帝会为人类和万物带来此世（政治与历史）的更新和救赎，这究竟代表一种怎样的圣经信仰（神学）理解。我们的经验是一种怎么样的经历，以至我们一些年轻人要主张走上激进的道路？是世界大战的经历？是原子弹摧毁家园的经历？是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当然，今天香港政治的发展都有无可否认地有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背景是事实，而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不同转折加深了解亦是重要。
上帝的工作和声音究竟应该从哪处倾听？无论历史如何混乱，我相信《圣经》是个奇妙世界（历史）的见证。巴特难道不是对于我们现代自由主义（理性科学主义）神学和释经带来很好的提醒？笔者浅见，事实我们一代生活于「现代性剧变」的新人类，多少还未懂巴特这句话艰涩之处：「圣经是个奇妙世界。」我们活于现代科学理性传统，要回到圣经世界是可等难于想像的一回事，我们或许根本无从得知有关圣经的一切历史见证和知识如何「奇妙」之有。教会要进入圣经，要宣讲圣道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这类的问题值得教会在现代处境再次提醒自己。
巴特的前卫和激进令很多同代人（自由派神学家）感到难为，但被启发的人更多，潘霍华就是一个例子。潘霍华（Bonhoeffer）的神学内容丰富，他从自由主义和各种社会（群体）学说思考到巴特的辩证神学， 由唯心主义和存在主义各种学说，最终思考到教会的伦理学。对巴特神学的汲取上却有忽略了终末论这重要传统之嫌。终末论是巴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借重读《圣经》急切重新反思的问题，巴特当时醒悟发现的不是唯独圣经，而是：「圣经是个奇妙世界」（巴特难道不正在宣称他对上帝工作的无知？）。说到底，人的政治是属于人的，人有责任去思考（实行）政治上的各方面的东西。不过，「上帝的政治」（耶稣的政治观〔和平国度的建立〕）才是政治（神学）发展的最根本基础。
民主选举对很多人来说就像是人生的一个关键点，正确与否的选择导致成功与失败。就像早前英国公投脱欧后令英国人民心绪不宁、忐忑不安。但须提出的是，民主选举并不是最终的，它不会一成永成的。一次选举的成败并不能改变香港的政治现况。诚然，我们仍在难辛地思考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之中。或许这就是终末论对政治的提点，终末论就是神学思考政治最好的同行者。正如本雅明的哲学里头充满着对上帝终末的期盼一样。6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11.9）
1. 巴特（K．Barth)的第一部神学着作《罗马书释义》的整体筹划的理论基础是「终末性的基督论」（Eschatological Christology）。 而这书的思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酝酿出来，重要的参考要追溯到布鲁姆哈特父子（John Christoph Blumhardt, Christoph Blumhardt）的思想影响。当时巴特与友人图尼森在世界大战的阴霾和神学困惑中寻找思想出路，他们曾拜访布鲁姆哈特父子足五天时间。巴特得到启发重新翻开熟识的《圣经》阅读，却得出大异奇趣的结论。巴特有句名言：圣经是个奇妙世界。这句话独特之处不在于指向了有关圣经中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现代学术观念，而是指向了圣经文字中「见证」的那位「上帝」。巴特曾经认为「完成这本着作是他人生的顶点，打后就每况愈下了」。终末性的基督启示为何在世界大战的政治环境中如此有启发性？我们现在明白终末论不是什么，乃是政治（神学）的根基。说巴特是二十世纪新政治神学的开创者是可以理解的。
2. 绿色（政治）运动是以生态关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政治向度的发生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才由科学家提出，在人类大历史方向上看可谓后知后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青年恩格斯（Engels）就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于曼彻斯特与一名工业家讲述过「大自然的报复」（Revenge of Nature）的观念。而第一本有关生态危机的学术着作相信是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于六十年代写成的《寂静的春天》。单看书名，就让人感受到科学家惊人观察及其中问题的严重性。上世纪在欧洲亦只德国有一个正式参政影响政策的绿党，可见人类的政治文化在科学进步主义和资本主义增长的神话之中，还未意识到自己的大限般的危机已临近，「生态学」根本是一个严峻的「政治（神学）问题」。有关生态学兴起的历史，可参以下着作：Joachim Radkau, The Age of Ecology（Cambridge:polity,2014）。
3.生态神学在西方亦于上世纪末叶开始发展。当代着名政治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n）曾在八十年代发表了《创造中的上帝》这本至今最出色的「生态神学」着作，此书尝试在生态剧变这全球性危机中唤起教会、神学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关注。书中反思了很多重要的西方神学传统，包括上帝的创造工程及当中与人的位置和关系、犹太教的安息观念和相关大地（土地）的神学等等。这些学术传统资源上的反思对基督教神学和既有且僵化的传统和教义实属是一种「内在批判」（教会批判），反映神学和教会在这方面关心的委实非常不足，亦同时反映政治神学于教会论上优先位置。因为教会若不能首先认识到自身是一个重要的见证群体（政治体），她亦不会对世界政治和公共事务产生任何重要改变和影响（太五13、路十一33）。进入廿一世纪神学工作须从政治神学的範畴上提升这种万物生死存亡攸关的神学批判意识，对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之后以进步主义、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主导的人类发展提出反思和辩证批判。
4.参巴特，《罗马书释义》（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1998），页40-58；196-243。巴特此书的写作风格吊诡，开章其实就将「耶稣基督」的启示带入历史和终末论的问题意识之中。打后巴特更不断提到「上帝的历史」和「人类历史」相接的隐秘性和吊诡性。这种不断强调「上帝是上帝」（启示）的神学风格一出，就引起了当时自由派的文化世界强烈反应。但巴特所提的原身根底就是圣经的中心思想﹣终末的上帝（历史中的上帝）。巴特以为现代自由派神学（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的发展将上帝之名抹掉了，将基督（启示）之名转换为科学、历史、文化、社会、哲学等各种知识类型和意识形态。说到底巴特是一个现代神学家，他在现代性处境（context of modernity）提出的洞见才解释他在神学思想史被珍重的思想遗产的因由所在。
6. 笔者在立会选举后于「神学是粉红色的秋」的FB网志得到点启发写就本文。有关本雅明（Benjamin)的思想和遭遇，令笔者想起潘霍华在纳粹面前的人生和政治斗争。有犹太血统的本雅明逃亡时不幸被纳粹擒回，最后自尽了结一生。回想潘霍华在牢狱期间亦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最后潘却在临终前说了一句：「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潘霍华一生思考神学的历程充满社群性和此世性向度无可否认，生命终结时却坚信上帝对他个人（灵魂）的拯救。可以理解的是，现代政治神学对此世性的关注是对「信仰理解」（神学）和拯救论的一个重要的调整，对二千年来种种侧重个体拯救论和神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的神学传统，廿世纪西方政治神学家在大战前后持续的思考及影响，进入廿一世纪已形成了一个神学的典範转移（Paradigm shift)。而这与巴特的「辩证神学运动」事实不无关系，巴特大概不会是后现代神学的推进者，却很可能是廿世纪开垦新政治神学的奠基人。对新世纪的神学发展与巴特神学的关系，可参以下书目：Hans Kung , Theology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New York:Doubleday) 。而有关潘霍华神学的筹划及其政治意识，可参：陈家富、张慧嫈编：《当神学家遇上政治》（香港：德慧文化，2014)，页126-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