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以破記綠的投票數字（二百二十萬）完成，香港的政治形勢會否有所改變？朱凱迪以地區直選當選被封票王後接受訪問，他即時反應是質疑香港人對政治光譜的慣性看法：「現在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我們對香港政治（光譜）的理解，我們是否仍以甚麼泛民、建制等來理解香港政治？正如有人稱我為左膠……」。朱凱廸以一個環保份子為香港的環境保育而抗爭十年後終於進身香港政治最前線，他與一班新青年進入立法會象徵著香港政治新一代的發展和改變是一回事。同時應當注意的是「綠色力量」（土地公義）這股政治新勢力已稍稍進入了香港的政治光譜。
本文無意就香港的政治光譜的發展提出評論或意見。事實上很常每當一些新的政治形勢出現，新概念即時的形成會趨向標籤化現象，這對了解社會現況沒好處，但可以肯定的是現時的政治光譜愈趨多元。對於香港現時的政治現況的新發展相信無論任何派別都應理性面對。 而現在所謂的「本土議題」在佔領運動後被提出來亦彷彿是很自然的現象。
本文嘗試在這次選舉經驗過後，分享一個基督信仰（神學）的重要傳統：終末論（eschatology）。目的旨在於申明思考終末論所反映的是一個此世性（政治）的真理：我們（人類）仍在艱辛地思考政治文明的歷史進程，而終末論在基督啟示（基督論）之中理解亦表明政治神學的基礎與「歷史進程」（歷史觀／歷史哲學）有緊密關係。
政治（神學）與終末論
眾所周知終末論不是現代神學的新發明，舊約聖經中早有論述，多出現在被擄先知的神學中。如果按歷史考究的成果，一定部份舊約文本都於被擄時期成書（包括五經），那麼可以推論終末論在舊約脈絡中的重要性。到耶穌基督在福音書中的啟示可知，新約基本上是一個「上帝國降臨」的預示和宣告。按聖經歷史的信仰發展基礎可知，終末論本是一個歷史（經驗）進程的問題，這「歷史的理解」不單是人類歷史的問題，而更是「上帝的歷史」 （History of God）的進程問題。巴特（Barth）在《羅馬書釋義》1 內經常以非常弔詭的形式表達上帝的歷史與人類歷史的關係，而切線（tangent）就是書內其中一種「既濟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的表達。
如果歷史是一個「經驗」的陳述，神學又可被理解為一個思考「歷史經驗」的進程。如是者理解本次選舉事件甚或回歸後的香港政情，思想如何讓我們學習在歷史經驗中體驗和理解上帝的作為，相信也是頗有意義的。當然這種視域太狹窄，或許一種普世性（全球化）的政治神學觀點是更有需要。而大約在半個世紀前綠色政治的興起，正反映了人類（全球）歷史進程已走到末路，現在無人（無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這種急迫性只有循決心改變的全球化政治思維前進才有可能找到出路。2這絕對與（生態）政治神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3
終末論的神學思考的形成往往在失敗的歷史中被提出或重申，舊約聖經中被擄的先知（如以西結）這樣的做法主因是要在危難的政治歷史現實中提醒信仰者，在混亂的歷史和政治的殘酷中上帝仍在自身的歷史及創造（進程）中。值得香港教會群體重新反思的問題，首先不是我們應該如何改變現有的政治形勢及那種所謂赤化的「政治狀況」；重要的問題是那種打擾我們信心的原因和心結，是那種恐懼和不安，以至最後踏上本土或自決的政治思維之中的原因。
對教會來看，問題仍是我們相信一個怎樣的耶穌基督？
祂是一個機械論的創造者第一因？祂創造大地和人類後，就再沒有理會和管治他們？這不應是基督信仰的思維。
祂是一個拯救我們個體生命戰勝死亡而復活的基督？這是福音佈道信仰靈魂學說中，潔淨我們生命拯救我們出黑暗入光明的生命（靈魂）保存者。這種理解很普遍，但的確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中有信仰（神學）缺陷。
還是我們相信啟示錄的大歷史觀，耶穌基督是那個掌管歷史更新大地（一切被造物），曾宣告「我必再來」的終末的得勝者？歸根究底，我們相信一個在歷史和現實政治生活中仍然作工的上帝？我們究竟對上帝有一種怎樣的信仰思維「運作假設」（working hypothesis）？
二戰後西方政治神學迅速發展，神學家在急劇轉變的社會中研究教會的信仰狀況。根本的問題是：「上帝的福音」究竟是甚麼？戰後很多歐洲的神學家（如巴特、雲格爾和莫特曼）的疑問都相似：福音與我們大戰後慘淡（虛無）的歷史和人生何干？上帝的福音怎樣「此時此地」與人同在？（參巴特的其中一本福音神學著作： “God here and now”）對巴特等人來看，上帝絕對不只是一位拯救個體靈魂和安置天堂永生的救贖者，如果信仰只是如此就是「堅離地」的上帝信仰，這樣的信仰理解只會讓教會更不會思考此世政治與上帝工作（上帝國度）之間的關係。信仰與此世的政治思想和現實是分割不了的。思考政治的任務本來就是神學性的（奧古斯丁—路德—巴特均如是）。
現代政治神學發展的重要性在於，以聖經提出的終末論（歷史神學）重新辯證地思考建構「福音神學」。二十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巴特是採取如此路線的第一人，他正是在惡劣的政治環境（兩次世界大戰）中提出上帝此世性（天國的福音）的關切。說巴特是「現代政治神學」的鼻祖事實不錯，無異他是揚棄舊有信仰理解的突圍者和修正者，他深信沒有好的信仰理解（福音神學），教會和信仰必然腐化這事實。任何非政治性的神學都可成為神學和信仰內容，只是必須成為政治神學的預備和輔助。
這或許就是巴特神學的原意初衷。末世論事實很早在他的《羅馬書釋義》第一版就被肯定確立，第二版更顯激進。4巴特之後，終末論的重要性在現代政治（歷史）神學的此世性關注發展中更顯突出，這幾乎成為了耶穌基督宣告的不斷重申：「我必再來。」奈何現代西方神學的發展精髓（特別是戰後政治神學的發展）並未好好被華人教會與神學家所吸收，以至教會經常在混亂的「社會與政治」現實中顯得無助。
由回歸到佔領運動到本屆立法會選舉的政情看來，「人的政治」與「上帝的政治」的分別仍大。雖然對於渺小的人類，我們不容易見到上帝終末的歷史進程和軌跡（巴特用語：「上帝的歷史的奧祕」），但只要上帝仍在歷史中作工，「黑暗、混亂、死亡與地獄仍然有，但它們一刻也不能佔上風」。（Barth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5明顯要認識一個在混亂、黑暗歷史（政治）中作工的上帝，是我們現代中產化了的教會生活的一大挑戰。當我們開始認識和建構政治神學時，終末論應該顯得更具體而不是更抽象。
終末的既濟未濟
歷史和政治領域都是人類生活經驗的重要一環，若不能就經驗思考（政治）神學始終是一個缺陷，這就是西方神學一個世紀以來走過的路如此值得參考的原因。今天我們香港人回歸前後的經驗的歷史重要嗎？重要在哪？為甚麼重要？在新一屆立法會形成的同時，香港這幾年走過了一個怎樣的政治經歷，為甚麼如此走著？這都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
值得再提的是，經歷過兩次慘烈的世界大戰的神學家巴特這句名言：「聖經是個奇妙世界。」如果我們相信上帝又相信聖經，而宣稱相信上帝會為人類和萬物帶來此世（政治與歷史）的更新和救贖，這究竟代表一種怎樣的聖經信仰（神學）理解。我們的經驗是一種怎麼樣的經歷，以至我們一些年輕人要主張走上激進的道路？是世界大戰的經歷？是原子彈摧毀家園的經歷？是文化大革命的經歷？當然，今天香港政治的發展都有無可否認地有不可磨滅的中國歷史背景是事實，而對中國近代政治史的不同轉折加深了解亦是重要。
上帝的工作和聲音究竟應該從哪處傾聽？無論歷史如何混亂，我相信《聖經》是個奇妙世界（歷史）的見證。巴特難道不是對於我們現代自由主義（理性科學主義）神學和釋經帶來很好的提醒？筆者淺見，事實我們一代生活於「現代性劇變」的新人類，多少還未懂巴特這句話艱澀之處：「聖經是個奇妙世界。」我們活於現代科學理性傳統，要回到聖經世界是可等難於想像的一回事，我們或許根本無從得知有關聖經的一切歷史見證和知識如何「奇妙」之有。教會要進入聖經，要宣講聖道究竟是一回甚麼事情？這類的問題值得教會在現代處境再次提醒自己。
巴特的前衛和激進令很多同代人（自由派神學家）感到難為，但被啟發的人更多，潘霍華就是一個例子。潘霍華（Bonhoeffer）的神學內容豐富，他從自由主義和各種社會（群體）學說思考到巴特的辯證神學， 由唯心主義和存在主義各種學說，最終思考到教會的倫理學。對巴特神學的汲取上卻有忽略了終末論這重要傳統之嫌。終末論是巴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就藉重讀《聖經》急切重新反思的問題，巴特當時醒悟發現的不是唯獨聖經，而是：「聖經是個奇妙世界」（巴特難道不正在宣稱他對上帝工作的無知？）。說到底，人的政治是屬於人的，人有責任去思考（實行）政治上的各方面的東西。不過，「上帝的政治」（耶穌的政治觀〔和平國度的建立〕）才是政治（神學）發展的最根本基礎。
民主選舉對很多人來說就像是人生的一個關鍵點，正確與否的選擇導致成功與失敗。就像早前英國公投脫歐後令英國人民心緒不寧、忐忑不安。但須提出的是，民主選舉並不是最終的，它不會一成永成的。一次選舉的成敗並不能改變香港的政治現況。誠然，我們仍在難辛地思考政治文明發展的歷程之中。或許這就是終末論對政治的提點，終末論就是神學思考政治最好的同行者。正如本雅明的哲學裡頭充滿著對上帝終末的期盼一樣。6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11.9）
1. 巴特（K．Barth)的第一部神學著作《羅馬書釋義》的整體籌劃的理論基礎是「終末性的基督論」（Eschatological Christology）。 而這書的思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醞釀出來，重要的參考要追溯到布魯姆哈特父子（John Christoph Blumhardt, Christoph Blumhardt）的思想影響。當時巴特與友人圖尼森在世界大戰的陰霾和神學困惑中尋找思想出路，他們曾拜訪布魯姆哈特父子足五天時間。巴特得到啟發重新翻開熟識的《聖經》閱讀，卻得出大異奇趣的結論。巴特有句名言：聖經是個奇妙世界。這句話獨特之處不在於指向了有關聖經中的歷史、文化、社會等現代學術觀念，而是指向了聖經文字中「見證」的那位「上帝」。巴特曾經認為「完成這本著作是他人生的頂點，打後就每況愈下了」。終末性的基督啟示為何在世界大戰的政治環境中如此有啟發性？我們現在明白終末論不是甚麼，乃是政治（神學）的根基。說巴特是二十世紀新政治神學的開創者是可以理解的。
2. 綠色（政治）運動是以生態關注批判現代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發展的一個趨勢，這個政治向度的發生開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左右，才由科學家提出，在人類大歷史方向上看可謂後知後覺。英國工業革命時期，青年恩格斯（Engels）就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於曼徹斯特與一名工業家講述過「大自然的報復」（Revenge of Nature）的觀念。而第一本有關生態危機的學術著作相信是生物學家Rachel Carson於六十年代寫成的《寂靜的春天》。單看書名，就讓人感受到科學家驚人觀察及其中問題的嚴重性。上世紀在歐洲亦只德國有一個正式參政影響政策的綠黨，可見人類的政治文化在科學進步主義和資本主義增長的神話之中，還未意識到自己的大限般的危機已臨近，「生態學」根本是一個嚴峻的「政治（神學）問題」。有關生態學興起的歷史，可參以下著作：Joachim Radkau, The Age of Ecology（Cambridge:polity,2014）。
3.生態神學在西方亦於上世紀末葉開始發展。當代著名政治神學家莫特曼（Moltmann）曾在八十年代發表了《創造中的上帝》這本至今最出色的「生態神學」著作，此書嘗試在生態劇變這全球性危機中喚起教會、神學家和文化工作者的關注。書中反思了很多重要的西方神學傳統，包括上帝的創造工程及當中與人的位置和關係、猶太教的安息觀念和相關大地（土地）的神學等等。這些學術傳統資源上的反思對基督教神學和既有且僵化的傳統和教義實屬是一種「內在批判」（教會批判），反映神學和教會在這方面關心的委實非常不足，亦同時反映政治神學於教會論上優先位置。因為教會若不能首先認識到自身是一個重要的見證群體（政治體），她亦不會對世界政治和公共事務產生任何重要改變和影響（太五13、路十一33）。進入廿一世紀神學工作須從政治神學的範疇上提升這種萬物生死存亡攸關的神學批判意識，對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之後以進步主義、資本主義和科學主義主導的人類發展提出反思和辯證批判。
4.參巴特，《羅馬書釋義》（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1998），頁40-58；196-243。巴特此書的寫作風格弔詭，開章其實就將「耶穌基督」的啟示帶入歷史和終末論的問題意識之中。打後巴特更不斷提到「上帝的歷史」和「人類歷史」相接的隱秘性和弔詭性。這種不斷強調「上帝是上帝」（啟示）的神學風格一出，就引起了當時自由派的文化世界強烈反應。但巴特所提的原身根底就是聖經的中心思想﹣終末的上帝（歷史中的上帝）。巴特以為現代自由派神學（人類中心主義／科學主義）的發展將上帝之名抹掉了，將基督（啟示）之名轉換為科學、歷史、文化、社會、哲學等各種知識類型和意識形態。說到底巴特是一個現代神學家，他在現代性處境（context of modernity）提出的洞見才解釋他在神學思想史被珍重的思想遺產的因由所在。
6. 筆者在立會選舉後於「神學是粉紅色的秋」的FB網誌得到點啟發寫就本文。有關本雅明（Benjamin)的思想和遭遇，令筆者想起潘霍華在納粹面前的人生和政治鬥爭。有猶太血統的本雅明逃亡時不幸被納粹擒回，最後自盡了結一生。回想潘霍華在牢獄期間亦承受極大的精神壓力，最後潘卻在臨終前說了一句：「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潘霍華一生思考神學的歷程充滿社群性和此世性向度無可否認，生命終結時卻堅信上帝對他個人（靈魂）的拯救。可以理解的是，現代政治神學對此世性的關注是對「信仰理解」（神學）和拯救論的一個重要的調整，對二千年來種種側重個體拯救論和神學本體論（形而上學）的神學傳統，廿世紀西方政治神學家在大戰前後持續的思考及影響，進入廿一世紀已形成了一個神學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而這與巴特的「辯證神學運動」事實不無關係，巴特大概不會是後現代神學的推進者，卻很可能是廿世紀開墾新政治神學的奠基人。對新世紀的神學發展與巴特神學的關係，可參以下書目：Hans Kung , Theology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New York:Doubleday) 。而有關潘霍華神學的籌劃及其政治意識，可參：陳家富、張慧嫈編：《當神學家遇上政治》（香港：德慧文化，2014)，頁126-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