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和恨之间并不是正邪之分
黄之杰认为凭直观感觉想像，仇恨是一种人类必然拥有的负面情绪。若按照圣经尝试为仇恨下定义的话，恨大概就是爱的相反。诗一○九5就讲到「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可见恶与善、恨与爱之间的距离。但这样不能完全假定爱是正面而恨是反面，因爱也有多种方式，仇恨也具有很多的层次，因此爱和恨之间其实并不能单纯以正邪之分。圣经上多处有经文提及「恨」，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诗四十五7）；「要恶恶好善……」（摩五15）；「不过，你有这一点可取之处，就是你恨恶尼古拉派的行为，那些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启二6）
因此基督徒带有仇恨也是合乎情理。继而进之，他认为圣经很大部份情况的「恨」都是叫我们「对事不对人」，当我们很想恨恶敌人时，耶稣教导我们「爱你们的敌人，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他又强调一个人处于无仇恨的情绪并不代表他爱人，建议看圣经时不能抽空大环境，要看整体还要视乎对象、处境、缘故，是为自己还是其他人才可更准确去理解圣经上所讲的仇恨。
不要倍大心中的仇恨
陈韦安也认为仇恨是一种很自然的生心理现象，仇恨的存在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是在于控制自己以致不要放大，倍增更多的仇恨。「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某些环境下是受伤害者，在结构里面被无形伤害，并不断地被侵蚀、不断地被冒犯和被侵夺我们应有的生活」。他认为，此刻将仇恨变为一种工具来保障大家的利益就不是纯粹的情绪发泄。
他阐释处理仇恨有两种方法：Security approach和Peace approach。Security approach为达到目标可使用武力，而且设立界限将对手看成为我们的敌人什至出现正邪分离的思维；而 Peace approach 则是大爱精神，主张包容和多元求变。以上两种都是达至和平的方式，而回望今日，香港的政治形势似乎有一种倾向采用security approach，短期内可能帮助香港达到某程度上的稳定，但过程会「非人化」对手，将人「工具化」地去制造仇恨，如对内地自由行旅客有「蝗虫」的称呼。长期这样下去恐怕会发展成为一种法西斯主义，为求达到目的，会去倍大无谓的仇恨。他提到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新闻评论都不是完全中立，时常出现标题党去吸引收视，继而引发很多争端，传播很多仇恨，而这都是完全无必要的。
陈韦安提到将仇恨作为工具不是最理想的政治，将人工具化是一种死亡政治，能达短期效果，但不能达致长期最好的效果。香港人要维护本土利益出发点是正确，但太笼统将内地人归纳成「蝗虫」就很危险。「对生命的追求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因此可憎恨不义，伤害我们的人，但不可单看他的种族、身份而论断，偏偏今天香港后者的情况似乎过了火。陈韦安认为香港教会都不应选择 Security approach或Peace approach而应尝试走一条比较难走的路，不会利用仇恨成为一种短线力量、不会纯粹拥抱大爱对本土香港人造成伤害、也不会单为保障香港人的利益而将内地人牺牲。
培养对仇恨的灵性操练
陈龙斌回望过去两年社会撕裂期间，很多受欺压的人或很多同情受欺压的人在未进入一个民主化的状态之下，已经想步往「转型正义」，究竟香港是否具有条件进入一个后暴力，后镇压的时期以致可以倡议「转型正义」？陈龙斌认为可参照启示录。他形容启示录为一本「愤怒之书」，因内容尤其多愤怒和恨恶，与现今香港社会相似。而且从启示录看到愤怒的情绪，感情的澎湃可以是良好灵性的表现，从感受什么为之愤怒到培养我们的情感都有学习的地方。
他阐释启示录很强调一个两国论，分别是上帝国度和罗马帝国。启示录没有扼杀仇恨的存在，犹太基督徒和弱势社群在当时都是受罗马政权欺压，在种种压迫的情况之下，令他们永远成为输家。犹太基督徒和弱势社群的仇恨不断内化，令他们不能说出这种仇恨的不满。他指出，现今香港，当权者就是仇恨的对象，「消除仇恨先要消除引发仇恨的根源，就是当行恶者愿意跟魔鬼脱勾」。他强调，一个教会或一个属灵的群体不应该去否定仇恨，怎样去处理这个仇恨才是灵性的关键。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新闻，2016.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