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和恨之間並不是正邪之分
黃之傑認為憑直觀感覺想像,仇恨是一種人類必然擁有的負面情緒。若按照聖經嘗試為仇恨下定義的話,恨大概就是愛的相反。詩一○九5就講到「他們向我以惡報善,以恨報愛」,可見惡與善、恨與愛之間的距離。但這樣不能完全假定愛是正面而恨是反面,因愛也有多種方式,仇恨也具有很多的層次,因此愛和恨之間其實並不能單純以正邪之分。聖經上多處有經文提及「恨」,如「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詩四十五7);「要惡惡好善……」(摩五15);「不過,你有這一點可取之處,就是你恨惡尼古拉派的行為,那些行為也是我所恨惡的。」(啟二6)
因此基督徒帶有仇恨也是合乎情理。繼而進之,他認為聖經很大部份情況的「恨」都是叫我們「對事不對人」,當我們很想恨惡敵人時,耶穌教導我們「愛你們的敵人,為那些逼迫你們的人禱告」。他又強調一個人處於無仇恨的情緒並不代表他愛人,建議看聖經時不能抽空大環境,要看整體還要視乎對象、處境、緣故,是為自己還是其他人才可更準確去理解聖經上所講的仇恨。
不要倍大心中的仇恨
陳韋安也認為仇恨是一種很自然的生心理現象,仇恨的存在並不是很大的問題,關鍵是在於控制自己以致不要放大,倍增更多的仇恨。「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在某些環境下是受傷害者,在結構裡面被無形傷害,並不斷地被侵蝕、不斷地被冒犯和被侵奪我們應有的生活」。他認為,此刻將仇恨變為一種工具來保障大家的利益就不是純粹的情緒發泄。
他闡釋處理仇恨有兩種方法:Security approach和Peace approach。Security approach為達到目標可使用武力,而且設立界限將對手看成為我們的敵人甚至出現正邪分離的思維;而 Peace approach 則是大愛精神,主張包容和多元求變。以上兩種都是達至和平的方式,而回望今日,香港的政治形勢似乎有一種傾向採用security approach,短期內可能幫助香港達到某程度上的穩定,但過程會「非人化」對手,將人「工具化」地去製造仇恨,如對內地自由行旅客有「蝗蟲」的稱呼。長期這樣下去恐怕會發展成為一種法西斯主義,為求達到目的,會去倍大無謂的仇恨。他提到現在社交平台上很多新聞評論都不是完全中立,時常出現標題黨去吸引收視,繼而引發很多爭端,傳播很多仇恨,而這都是完全無必要的。
陳韋安提到將仇恨作為工具不是最理想的政治,將人工具化是一種死亡政治,能達短期效果,但不能達致長期最好的效果。香港人要維護本土利益出發點是正確,但太籠統將內地人歸納成「蝗蟲」就很危險。「對生命的追求是基督教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因此可憎恨不義,傷害我們的人,但不可單看他的種族、身份而論斷,偏偏今天香港後者的情況似乎過了火。陳韋安認為香港教會都不應選擇 Security approach或Peace approach而應嘗試走一條比較難走的路,不會利用仇恨成為一種短線力量、不會純粹擁抱大愛對本土香港人造成傷害、也不會單為保障香港人的利益而將內地人犧牲。
培養對仇恨的靈性操練
陳龍斌回望過去兩年社會撕裂期間,很多受欺壓的人或很多同情受欺壓的人在未進入一個民主化的狀態之下,已經想步往「轉型正義」,究竟香港是否具有條件進入一個後暴力,後鎮壓的時期以致可以倡議「轉型正義」?陳龍斌認為可參照啟示錄。他形容啟示錄為一本「憤怒之書」,因內容尤其多憤怒和恨惡,與現今香港社會相似。而且從啟示錄看到憤怒的情緒,感情的澎湃可以是良好靈性的表現,從感受甚麼為之憤怒到培養我們的情感都有學習的地方。
他闡釋啟示錄很強調一個兩國論,分別是上帝國度和羅馬帝國。啟示錄沒有扼殺仇恨的存在,猶太基督徒和弱勢社群在當時都是受羅馬政權欺壓,在種種壓迫的情況之下,令他們永遠成為輸家。猶太基督徒和弱勢社群的仇恨不斷內化,令他們不能說出這種仇恨的不滿。他指出,現今香港,當權者就是仇恨的對象,「消除仇恨先要消除引發仇恨的根源,就是當行惡者願意跟魔鬼脫勾」。他強調,一個教會或一個屬靈的群體不應該去否定仇恨,怎樣去處理這個仇恨才是靈性的關鍵。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新聞,2016.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