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我亲爱的老师！
金山，蓬莱陵园的怀恩园是老师骨灰存放之所。手拿一枝玫瑰花，献给我敬爱的老师。我眼眶满了泪水，强忍不敢流下，我知道老师不希望看见泪流满面愁容的我。然而，老师，请原谅！当献上手中花的时候，泪水还是禁不住涌流出来。
泪，因有不舍之情，但更多的是感激老师过去的关怀、爱护和教导。
犹记得上新约「符类福音」的第一堂，「朱耀明，念马太福音第四章。」我当时呆了，初到台湾，连用国语与人沟通都有困难，如何能用国语念圣经？我用求助的眼神望着老师。「念！怕什么，不会就学，我可教你，念下去。」「念下去」，几十年来，每遇到困难和苦境的时候，这句话给予我无比的勇气和力量。
一天清晨上希腊文课，我的桌上放了一本类似如何赢取别人友谊的书。
老师一走进课室，看到那本书，很严肃地说：「做人，要忠诚、正直、仁爱，才能交得真正的朋友，用不着看这类书。」老师自美国学成回国事奉，就在长老会交上许多朋友，也非常同情「二二八事件」受害人的家属。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可以被警备司令部拘捕的行为。但为了和平和正义，在一九六四年老师挺身为长老会筹备百年庆典，其中还包括统筹于台南举行的庆典游行。不仅如此，老师与天主教教会亦关系密切，当时的浸信会非常反对天主教，并视之为异端。但老师常对我说：「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基于上述的关系，当台湾浸信会神学院要委任院长时，老师应顺理成章是最合适的人选。惟浸信会一些传道同工却发起「倒周运动」，反对老师担任院长。
当时有一位牧师来和老师说，他非常敬重老师，也希望老师领导浸信会教友。接着那位牧师提出两项要求：「不要和天主教有来往，也不要跟长老会在一起」，但老师坚定地回答：「天主教和长老会的教友都是我的弟兄姊妹，我不能为了做神学院院长而限制我的交友。如果要我作一个很快的决定，我选择朋友。」
最终老师放弃院长的席位，选择了朋友。老师一生重情重义、轻名利。
一天，老师匆匆从外回来，进入课室，给我看了一张程序表，那是殷海光先生的安息礼拜程序表。从表上我看到陈鼓应先生的名字。我很自然地就说：「为什么让一位反基督教的人在安息礼拜上致词？」老师面色一沉，非常严肃地问我：「你研读过他的书吗？」我答：「我看过他的一本《存在主义》。」「你认识这人吗？」「不！」「没有深研其着作，又不认识人，凭什么如此就作判断？」老师最后严肃的教训我：「为人要宽容、接纳，并应尊重人。」
我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入学。第一年在怀恩堂实习。真是感恩！那一年我每逢主日有机会上老师家与他们一家人共进早餐，吃稀饭或豆浆、油条，体会到老师生活简樸，然后返教会。车途上，老师教导了我很多为人、作牧者的道理。每周六早上的同工会，也让我学习老师如何主持会议。
怀恩堂的主日崇拜，台上只有老师一人主领，既是主席，也是讲道者。
「老师，为何主日崇拜只有您一人主领，不辛苦吗？」老师严正地教导我，我们是被选召做传道，是一位祭司，在主日是我们履行祭司的职责，领导会众朝拜上主，这是我们重要的职份，应尽忠职守。除非到国外，否则每逢主日，老师必在台上。
约半年后，老师安排我在晚堂讲道。事前老师告诫我：「站在讲台上，切记主要宣讲主的道，少提个人的见证，因为人易受情绪影响，有时会描述过于事实。此外，绝不能站在讲台攻击、批评、论断人或教会，单要传主道。要有充足的准备，站在台上不要作假谦卑的语句，例如：我今天的讲道未有好准备，或时间不足不够完善等。朱耀明，你要记住：往往因为我们没有重视讲道的重要，在这传道工作最重要的一环上，我们失败了，受人蔑视，什至因之到了不能振作的地步。传道人若不在讲道上努力，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那次的讲道，我两脚发抖，膝盖碰膝盖下完成。自此我每次站于讲坛，都想起老师的教诲：「宣讲上主的道，我为此而活」。好不容易修毕一年的课，放暑假时，老师给我的暑期功课，就是要读完四本书：《甘地传》、《史怀哲传》、潘霍华的《狱中书简》和《贝多芬传》。
爱是他最大的力量
老师常提及其成长中最受徐宝谦先生的影响，而促成其人格的成长是甘地。纵观老师一生深受各种的诬蔑、攻击，默默忍受，从不与别人争论和分辨。
老师倾向「唯爱主义」（Pacifism），怀抱和平、非战、不斗争的信念，并坚信爱才是最大的力量。
那年看《甘地自述传》，就看出爱、非暴力、真理，胜过世上的任何枪炮，能为苦难困厄的众人，争取到正义、尊严、和平及自由！
今日再看潘霍华的《狱中书简》，感受良多：其中几段感受犹深，「罪恶庞大的假面具蹂躏，践踏了我们一切的伦理观念，罪恶披戴着光明、善行、与历史要求等假面具，完全迷乱了所有受过我们传统道德薰陶的人。」
「有权力的这一方面，必定需要别人的愚昧」，并「会使用一连串的口号、标语、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因这些已把他拘束住了。他被咒诅所困，瞎了眼，他的人性被污辱、被利用。愚者一旦意志屈服而变为工具。他进入恶是无远弗届的。可是，他却看不出是罪恶。」这岂不是今日社会的写照？
自修读神学课程的第一天，就见老师非常忙碌。有一次我们问了一条无知的问题：「老师，您忙碌得像是将生命如蜡烛般两头烧吗？」老师慨然回答说：「我真的认为，只要能多发点光，四头烧又何妨呢？」
老师除了教学，同时是两所教会的牧师，又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和写作。此外，还担任展望会主席、关怀囚犯和原住民、牧养艺人之家。又致力关心「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属，奔走从事促进和解工作。最后促成了「二二八平安礼拜」，以解怨仇。
「朱耀明，除了做好教会工作外，我还努力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进步，期望使国家朝向更民主的方向迈进。」如今老师已将生命献上，虽然曾受尽世人的攻击、误解，然而，却无怨无悔。
一九九六年，香港离中国收回主权只有一年。一日，老师因公事访港，约我和太太于青年会会面。老师说：「朱耀明，你应为自己的安全作好准备，这也是你可以转身的时刻，找一所美国长春藤大学研习，可为下一里路作准备。」
自从一九七二年毕业后，老师于我的事奉上不时提醒和给予指导。那次会面后，我便即时行动，向珠海书院和神学院申请成绩表，找推荐人写推荐信，并向教会申请进修年假。我开始时申请了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修读MPA，又申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人和乔治城大学作中国研究。最后我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人，并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中前离港。可惜，由于思乡情切，家人又不在身边，过不了流浪孤独的生活，以致浪费了一年的时间。每次思之，愧对老师！
今年八月六日老师于祈祷会后驾车回家途中，面带着美丽的笑容，主怀安息。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