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我親愛的老師！
金山，蓬萊陵園的懷恩園是老師骨灰存放之所。手拿一枝玫瑰花，獻給我敬愛的老師。我眼眶滿了淚水，強忍不敢流下，我知道老師不希望看見淚流滿面愁容的我。然而，老師，請原諒！當獻上手中花的時候，淚水還是禁不住湧流出來。
淚，因有不捨之情，但更多的是感激老師過去的關懷、愛護和教導。
猶記得上新約「符類福音」的第一堂，「朱耀明，唸馬太福音第四章。」我當時呆了，初到台灣，連用國語與人溝通都有困難，如何能用國語唸聖經？我用求助的眼神望著老師。「唸！怕甚麼，不會就學，我可教你，唸下去。」「唸下去」，幾十年來，每遇到困難和苦境的時候，這句話給予我無比的勇氣和力量。
一天清晨上希臘文課，我的桌上放了一本類似如何贏取別人友誼的書。
老師一走進課室，看到那本書，很嚴肅地說：「做人，要忠誠、正直、仁愛，才能交得真正的朋友，用不著看這類書。」老師自美國學成回國事奉，就在長老會交上許多朋友，也非常同情「二二八事件」受害人的家屬。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議題，可以被警備司令部拘捕的行為。但為了和平和正義，在一九六四年老師挺身為長老會籌備百年慶典，其中還包括統籌於台南舉行的慶典遊行。不僅如此，老師與天主教教會亦關係密切，當時的浸信會非常反對天主教，並視之為異端。但老師常對我說：「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基於上述的關係，當台灣浸信會神學院要委任院長時，老師應順理成章是最合適的人選。惟浸信會一些傳道同工卻發起「倒周運動」，反對老師擔任院長。
當時有一位牧師來和老師說，他非常敬重老師，也希望老師領導浸信會教友。接著那位牧師提出兩項要求：「不要和天主教有來往，也不要跟長老會在一起」，但老師堅定地回答：「天主教和長老會的教友都是我的弟兄姊妹，我不能為了做神學院院長而限制我的交友。如果要我作一個很快的決定，我選擇朋友。」
最終老師放棄院長的席位，選擇了朋友。老師一生重情重義、輕名利。
一天，老師匆匆從外回來，進入課室，給我看了一張程序表，那是殷海光先生的安息禮拜程序表。從表上我看到陳鼓應先生的名字。我很自然地就說：「為甚麼讓一位反基督教的人在安息禮拜上致詞？」老師面色一沉，非常嚴肅地問我：「你研讀過他的書嗎？」我答：「我看過他的一本《存在主義》。」「你認識這人嗎？」「不！」「沒有深研其著作，又不認識人，憑甚麼如此就作判斷？」老師最後嚴肅的教訓我：「為人要寬容、接納，並應尊重人。」
我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入學。第一年在懷恩堂實習。真是感恩！那一年我每逢主日有機會上老師家與他們一家人共進早餐，吃稀飯或豆漿、油條，體會到老師生活簡樸，然後返教會。車途上，老師教導了我很多為人、作牧者的道理。每週六早上的同工會，也讓我學習老師如何主持會議。
懷恩堂的主日崇拜，台上只有老師一人主領，既是主席，也是講道者。
「老師，為何主日崇拜只有您一人主領，不辛苦嗎？」老師嚴正地教導我，我們是被選召做傳道，是一位祭司，在主日是我們履行祭司的職責，領導會眾朝拜上主，這是我們重要的職份，應盡忠職守。除非到國外，否則每逢主日，老師必在台上。
約半年後，老師安排我在晚堂講道。事前老師告誡我：「站在講台上，切記主要宣講主的道，少提個人的見證，因為人易受情緒影響，有時會描述過於事實。此外，絕不能站在講台攻擊、批評、論斷人或教會，單要傳主道。要有充足的準備，站在台上不要作假謙卑的語句，例如：我今天的講道未有好準備，或時間不足不夠完善等。朱耀明，你要記住：往往因為我們沒有重視講道的重要，在這傳道工作最重要的一環上，我們失敗了，受人蔑視，甚至因之到了不能振作的地步。傳道人若不在講道上努力，就永遠抬不起頭來！」
那次的講道，我兩腳發抖，膝蓋碰膝蓋下完成。自此我每次站於講壇，都想起老師的教誨：「宣講上主的道，我為此而活」。好不容易修畢一年的課，放暑假時，老師給我的暑期功課，就是要讀完四本書：《甘地傳》、《史懷哲傳》、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和《貝多芬傳》。
愛是他最大的力量
老師常提及其成長中最受徐寶謙先生的影響，而促成其人格的成長是甘地。縱觀老師一生深受各種的誣蔑、攻擊，默默忍受，從不與別人爭論和分辨。
老師傾向「唯愛主義」（Pacifism），懷抱和平、非戰、不鬥爭的信念，並堅信愛才是最大的力量。
那年看《甘地自述傳》，就看出愛、非暴力、真理，勝過世上的任何槍炮，能為苦難困厄的眾人，爭取到正義、尊嚴、和平及自由！
今日再看潘霍華的《獄中書簡》，感受良多：其中幾段感受猶深，「罪惡龐大的假面具蹂躪，踐踏了我們一切的倫理觀念，罪惡披戴著光明、善行、與歷史要求等假面具，完全迷亂了所有受過我們傳統道德薰陶的人。」
「有權力的這一方面，必定需要別人的愚昧」，並「會使用一連串的口號、標語、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因這些已把他拘束住了。他被咒詛所困，瞎了眼，他的人性被污辱、被利用。愚者一旦意志屈服而變為工具。他進入惡是無遠弗屆的。可是，他卻看不出是罪惡。」這豈不是今日社會的寫照？
自修讀神學課程的第一天，就見老師非常忙碌。有一次我們問了一條無知的問題：「老師，您忙碌得像是將生命如蠟燭般兩頭燒嗎？」老師慨然回答說：「我真的認為，只要能多發點光，四頭燒又何妨呢？」
老師除了教學，同時是兩所教會的牧師，又從事聖經翻譯工作和寫作。此外，還擔任展望會主席、關懷囚犯和原住民、牧養藝人之家。又致力關心「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屬，奔走從事促進和解工作。最後促成了「二二八平安禮拜」，以解怨仇。
「朱耀明，除了做好教會工作外，我還努力促進社會的安定和進步，期望使國家朝向更民主的方向邁進。」如今老師已將生命獻上，雖然曾受盡世人的攻擊、誤解，然而，卻無怨無悔。
一九九六年，香港離中國收回主權只有一年。一日，老師因公事訪港，約我和太太於青年會會面。老師說：「朱耀明，你應為自己的安全作好準備，這也是你可以轉身的時刻，找一所美國長春藤大學研習，可為下一里路作準備。」
自從一九七二年畢業後，老師於我的事奉上不時提醒和給予指導。那次會面後，我便即時行動，向珠海書院和神學院申請成績表，找推薦人寫推薦信，並向教會申請進修年假。我開始時申請了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修讀MPA，又申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人和喬治城大學作中國研究。最後我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人，並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中前離港。可惜，由於思鄉情切，家人又不在身邊，過不了流浪孤獨的生活，以致浪費了一年的時間。每次思之，愧對老師！
今年八月六日老師於祈禱會後駕車回家途中，面帶著美麗的笑容，主懷安息。
編按：分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