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遍「挺董」、「倒董」声中，着名教会领袖热切地谈「爱董」。而在近日一个数千人参与的大型祈祷运动的完成庆典，特首董建华亦接受主办机构的邀请，到场接受信众的祝福及代祷。笔者为了了解在今天民怨冲天的情况下，对公众来说（迹）近切肤之爱的「爱董」议题是甚麽一回事，遂带着欲迎还拒的心情参与当晚的聚会。
笔者离开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的心情仿如倒翻五味架；两年来，参与祷告运动的弟兄姊妹，恳切地为香港所面临的困境作百万小时的祷告，令笔者深受感动，但在感恩及欣喜之馀，笔者心里却涌起一分按捺不着的迷惘、忧虑与不安。故此，笔者希望借《众议园》的空间认真慎重地思考「爱董」究竟是甚麽一回事。
在剖析「爱董」的不同理解之前，首先让我们看看提出「爱董」的朋友所持的理据。他们引用提摩太前书及罗马书的经文，指出信徒应该为在上位者祷告，宣称掌权者的权柄是由上主赋予，故此信徒需要爱护及祝福在上位者。由於上述论调无条件地视掌权者的权柄是来自上主，故笔者认为需要审慎处理，否则可能被利用，成为替任何暴政涂脂抹粉的言词。以下笔者试图从两方面对上述论调进行剖析。（以下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语义、概念及社会分析的层次，至於信仰方面的反省，笔者希望在另文交待。）
先让笔者从这说法的歧义性谈起。笔者一个重要的立论点是：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同样的说法可以带出截然不同的意义。故此，宣称当权者的权柄是来自上主的说法，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呈现迥异的理解：若当掌权者宣称他的权力是绝对或最终时，宣称当权者的权柄是来自上主的可以带有批判的意味，指出当权者之上还有天理，他的权力是有限及并非终极的。例如在纳粹统治德国期间，着名的《巴门宣言》（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便指出希特拉及其政权的权力是有限制的。
若以本地近日的社会事件为例，在争取居港权事件中，在人大释法以後，争取者强调家庭团聚是人权。在此情况下，若我们强调当权者的权柄是来自上主，可藉此表达在法理之上尚有天理，并对现行拆散家庭的措施提出批判。但在另一情况下，例如在近日有关修订《公安条例》的争议中，当权者有选择性地执法受广泛批评及质疑，若於此时宣示当权者的权柄是来自上主，这样的说法，无疑是从维护当权者的立场出发，为当权者保驾护航，提供宗教上的合法性，甚至打压异议的技俩。
除了需要注意上述语言上的歧义外，笔者相信区分爱当权者与支持当权者所施行的政策是相当重要的。笔者觉得我们绝不可把对上位者的爱等同於对当权者所施行的政策的支持。跟从基督的榜样，我们应该爱我们的仇敌、罪人及在上位者，但我们却需要坚拒不义和罪恶。况且，「爱之深，责之切」，若我们真的是爱护在上位者，我们便不可能对他的过失及问题缄默。故此，基督徒除了关心在上者，为他祈祷外，更需要对现行施政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提出异议；若当权者执意推行邪恶或不公义的政策，我们需要坚拒与政权合作，甚至透过行动让公义得到伸张。而在教会过往的历史中，不乏非暴力不服从政权的例子。上一世纪马丁路德金以公民抗命、非暴力直接行动争取民权及消除种族歧视的抗争；以及天主教会认同菲律宾人民的力量，结束马可斯的统治，便是着名的例子。
经过上述语义及概念的分析後，让我们回到「爱董」的课题。首先，按笔者分析，作为回应「挺董」、「倒董」的争议，「爱董」并非纾解这一状况的有效途径，反之，不批判地「爱董」事实上是跌进「倒董」、「挺董」论述的语言陷阱。从笔者的角度看，「挺董」、「倒董」的危险在於把所有支持或反对董建华施政的论调均还原到「倒董」、「挺董」的意气之争，双方的对决只是一场政治力量的较量。但这正好忽视了支持或反对董建华施政双方背後所持的理据及社会分析。而上述理解上的分歧应透过公众的辩论去理清，而不可能透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去辨明。
这样看来，提出「爱董」的危险是在於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去消融歧见及怨气。当然，笔者绝对支持消融歧见及怨气，亦厌恶谩骂及咒诅，但忽视及压抑透过公众及理性的讨论去审视政府施政的方向，绝对无助於为香港缔造共识与祥和。
上述分析带出在谈论「爱董」之前，社会分析的重要。「是否当前民怨沸腾的情况和政府的施政一丁点儿关连也没有？」笔者认为这是任何提出「爱董」议题的信徒需要严肃慎重思考的课题。近年本港经济的疲弱是不是可以完全归咎为受外围因素影响，故然存在疑问；而特区政府锐意把香港发展成为高科技及旅游中心（例如促成迪士尼在本港兴建大型主题公园、推动数码港等等），这种力图「超英赶美」，忽视本港实际情况的发展计划，是否能造福所有香港市民，尤其是数以十万计的低学历或其技术再无用武之地的劳工及失业大军？
事实上今年内所出现的连番事故，例如居屋短桩丑闻、多次反对特区政府急进政策转变的示威和游行、「八万五」的不存在而没有取消、以公安恶法打压香港市民游行、集会权利，均在在显示特区施政出现严重问题。更遑论，董建华及其幕僚在处理居港权事件中公然制造数字，以「一六七」魔咒驱使公众陷於恐慌，鼓励民众自私自利自保的阴暗面，挑起社会分化及矛盾，加深市民对新移民歧视，剥夺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权。故此，笔者认为董建华的施政即使不是不公义及邪恶，也实在是乏善足陈，谈不上是甚麽德政。
笔者绝对无意冒犯真心诚意地「爱董」的朋友，但循上述分析，笔者发现近日所听闻的「爱董」论调欠缺批判及暧昧含混，我们不清楚提出「爱董」论调的朋友是未尝深思熟虑？是未能在聚会中清晰地带出批判的意见？还是愿意成为董建华政权的祭师？但无论如何，不批判地「爱董」是危险的。故此，笔者深切希望教会领袖带领我们批判地「爱董」，除了为董建华祈祷及祝福之外，还要向他提出其施政不善之处，并且在当权者一意孤行，不惜牺牲香港市民的福祉，以图达致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时，作进行非暴力抗争或发起不合作运动的充份准备。
(第六八六期，二ＯＯＯ年十月廿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