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为现代大学的起源是天主教修道院的话，圣本笃所创立的〈圣本笃院规〉（The Rule of St. Benedict）便提供了一些知识考古学的材料，去追溯现今大学组织内那些亘古常有的人事张力和冲突来源，供大学管理和行政人员一些线索去理清当今大学人事问题的原形。
本文有两个目的：一、从〈圣本笃院规〉第六十五章关于「会院中的院长」（Chapter 65: The Prior of the Monastery）的指引和讨论去探讨大学行政架构内人事张力的来源所在。二、提出管理大学人员时，以「刺激鼓励为本」（incentive-based management）的管理方法和以「召命为本」（vocation-based management）的管理方法之间的分别，和信徒欲于大学内活出属天召命所时必然会遇见的张力和挑战。
现代大学原形：天主教修道院
西方大学内的行政编制和角色可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天主教修道院编制制度。例如，现时大学内「学部院长」（Faculty Dean）的根源可追溯到〈圣本笃院规〉第廿一章。此章指出，由于修道院内人数众多，有些有声誉和属灵生命的弟兄便会被「院主持」（Abbot）挑选作「教长」（拉丁文：Decani；英文：Dean）。根据旧约摩西任命千夫长、百夫长和五十夫长的经验，修道院教长（Dean）会被委派负责一个起码有十人的修士群，即是拉丁文的‘decania’。
看今天大学的行政编制和日常管理，大学校长及副校长之下便代表着不同学部／学院的「院长」（Dean）。院长一方面要执行来自大学校长及高层的政策和决定。另一方面，他／她则要与其属下各学系的「系主任」（Department Head／Chair）沟通，政策才可下达。透过院长和系主任所掌握的各种权力和额外资源，各教研人员和部门员工的工作便可被引导和管理，共同为大学的整体利益服务。
所以，现代大学实多为一种由上而下的俗世官僚体制。纵使前线员工可以反映和表达关于大学的意见和想法，但实质决策权力仍掌握于其行政骨干中的管理人员的手上。而在圣本笃眼中，「教长」或「院长」（Dean）便是修院的最高决策者——「院主持」（Abbot）——所信任和委予重任的人。
古今争端的起源
值得注意的是，〈圣本笃院规〉第六十五章中提出修道院内「争端」（contention）的主要来源：「修道院院长」（Prior）的任命和角色。
首先，我们有需要理清什么是「争端」（contention）。英文‘Contention’的拉丁文字根是‘scandala’；有丑闻的含意。'Scandala’的希腊文字根是'skandalon’，指陷阱内已布置的诱物已被触动的意思。根据耶稣被魔鬼在旷野试探的事迹（见：太四），魔鬼引发争端的目的有包含「背弃了召命」（abandonment of a vocation）的意思。 所以，修道院内的争端多涉及试探，有令修士们背弃召命的可能。既然已然被魔鬼试探去犯罪，便自然是丑闻。
圣本笃认为，作为修道院内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院长」（Prior），他已是院主持（Abbot）之后最有地位和权势的人。‘Prior’也是现代大学的「首席副校长」（英文：Provost）的古英文字根。 圣本笃便毫不客气地批评有些「院长」：
「被骄傲的恶魔所鼓动，而自视为院主持第二，由于僭越职权，他们树立恶表，并在团体中引起纠纷，造成不和。特别是发生在院主持和院长是由同一主教或院主持所选立的修院里。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形是多么不合理，因为从院长被立之初，就给了他骄傲的机会。这种不隶属于院主持权下的观念，已经进入他的心中，他会对自己说：『因为你和会父（院主持）都是由同一些人所推选的。』从此，便掀起了嫉妒、争执、毁谤、竞争、分裂和紊乱。结果致使院主持和院长彼此不和，他们的灵魂必因此而陷于危险。那些在他们之下的人，人偏袒一方，亦将同归于丧亡。造成此危险局面的罪过，应由那些种下这紊乱祸因的人员负责。」
看来圣本笃认为院长需为争端及所造成的紊乱负责。可是，针对圣本笃本人对院长的批评，圣本笃修士Dom Terrence Kardong则持平地指出「骄傲的恶魔」的另一化身实为「嫉妒的恶魔」。由于圣本笃作为院主持需要依赖院长并委任他们作管理日常院务的事工，他便使院长成为他之下最具权力的人，和使院长成为众修士所欢迎的人物。院主持便无可避免地感到被院长所威胁。嫉妒和不安全感便导致他向院长施加无必要的压力、管辖和控制，也徒增他俩之间的摩擦。这是因为院主持亦心知院长于不久的将来，院长或会取代他成为院主持。于这种心理矛盾当中，院主持也被试探，尝试延长自己的管治和任期。
其实这现象于现代大学的架构之内和笔者过去的经历中也不断重覆出现。这是因为学者之间除了为了教研资源、出版机会、行政权力、影响力和名声竞争之外，也为了制度架构内的行政位置去竞争。于缺乏属灵指引和道德制约之下，他们利用大学内的行政位置去一方面延长自己的任期和部署晋升到另一位置之上，另一方面则被试探去利用现有位置去打击和阻挡后来者和潜在对手去进占自己的位置。
寻求活出召命的真自由
虽然西方大学体制源于天主教修道院体制，但是世俗化已使其编制的原来属灵内容和操练实践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于争端不已的日常权势氛围中，大学管理人员可如何确保合乎大学制度利益的政策得以实施。
信徒于这种权势氛围内要有准备去面对和适应一种无法疏解的张力。一方面，现今大学作为权势一种会继续以「胡萝卜（奖励）加大棒（惩罚）」（carrot and stick）的「激励为本管理法」（incentive-based management） 去鞭策调控员工的工作表现，什至学术立场。这种管理方法并没有属灵和道德责任去帮助员工去攻克试探和忠于自己。反之，这种管理手段却有使骄傲和嫉妒这两孪生恶魔于制度权势内更为肆虐。纵然人事争端或可被解决，但解决的出发点仍以大学的制度利益为主，并不是个人的属灵生命。这实符合地上权势制度的一般特性。
另一方面，信徒可为的是寻找属灵群体去支持以「召命为本」（vocation-based）的实践和管理方法去见证信仰，以免无意中背弃了召命的原意初衷。就是于召命和激励奖赏之间的张力中去省察神的主权和天佑的临在，得到从神而来的真自由。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信徒要拒绝来自制度的激励和奖赏，而是去确认奖也好罚也好，无论成败，只要忠于召命，它们只是一些事态演变的自然结果，并没有成为我们行事的主要诱因和工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也没有成为我们日常作决定的伦理支点。
（作者为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与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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