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認為現代大學的起源是天主教修道院的話，聖本篤所創立的〈聖本篤院規〉（The Rule of St. Benedict）便提供了一些知識考古學的材料，去追溯現今大學組織内那些亙古常有的人事張力和衝突來源，供大學管理和行政人員一些線索去理清當今大學人事問題的原形。
本文有兩個目的：一、從〈聖本篤院規〉第六十五章關於「會院中的院長」（Chapter 65: The Prior of the Monastery）的指引和討論去探討大學行政架構內人事張力的來源所在。二、提出管理大學人員時，以「刺激鼓勵為本」（incentive-based management）的管理方法和以「召命為本」（vocation-based management）的管理方法之間的分別，和信徒欲於大學內活出屬天召命所時必然會遇見的張力和挑戰。
現代大學原形：天主教修道院
西方大學內的行政編制和角色可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天主教修道院編制制度。例如，現時大學內「學部院長」（Faculty Dean）的根源可追溯到〈聖本篤院規〉第廿一章。此章指出，由於修道院內人數眾多，有些有聲譽和屬靈生命的弟兄便會被「院主持」（Abbot）挑選作「教長」（拉丁文：Decani；英文：Dean）。根據舊約摩西任命千夫長、百夫長和五十夫長的經驗，修道院教長（Dean）會被委派負責一個起碼有十人的修士群，即是拉丁文的‘decania’。
看今天大學的行政編制和日常管理，大學校長及副校長之下便代表著不同學部／學院的「院長」（Dean）。院長一方面要執行來自大學校長及高層的政策和決定。另一方面，他／她則要與其屬下各學系的「系主任」（Department Head／Chair）溝通，政策才可下達。透過院長和系主任所掌握的各種權力和額外資源，各教研人員和部門員工的工作便可被引導和管理，共同為大學的整體利益服務。
所以，現代大學實多為一種由上而下的俗世官僚體制。縱使前線員工可以反映和表達關於大學的意見和想法，但實質決策權力仍掌握於其行政骨幹中的管理人員的手上。而在聖本篤眼中，「教長」或「院長」（Dean）便是修院的最高決策者——「院主持」（Abbot）——所信任和委予重任的人。
古今爭端的起源
值得注意的是，〈聖本篤院規〉第六十五章中提出修道院内「爭端」（contention）的主要來源：「修道院院長」（Prior）的任命和角色。
首先，我們有需要理清甚麼是「爭端」（contention）。英文‘Contention’的拉丁文字根是‘scandala’；有醜聞的含意。'Scandala’的希臘文字根是'skandalon’，指陷阱內已佈置的誘物已被觸動的意思。根據耶穌被魔鬼在曠野試探的事跡（見：太四），魔鬼引發爭端的目的有包含「背棄了召命」（abandonment of a vocation）的意思。 所以，修道院內的爭端多涉及試探，有令修士們背棄召命的可能。既然已然被魔鬼試探去犯罪，便自然是醜聞。
聖本篤認為，作為修道院內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院長」（Prior），他已是院主持（Abbot）之後最有地位和權勢的人。‘Prior’也是現代大學的「首席副校長」（英文：Provost）的古英文字根。 聖本篤便毫不客氣地批評有些「院長」：
「被驕傲的惡魔所鼓動，而自視為院主持第二，由於僭越職權，他們樹立惡表，並在團體中引起糾紛，造成不和。特別是發生在院主持和院長是由同一主教或院主持所選立的修院裡。顯而易見的，這種情形是多麼不合理，因為從院長被立之初，就給了他驕傲的機會。這種不隸屬於院主持權下的觀念，已經進入他的心中，他會對自己說：『因為你和會父（院主持）都是由同一些人所推選的。』從此，便掀起了嫉妒、爭執、毀謗、競爭、分裂和紊亂。結果致使院主持和院長彼此不和，他們的靈魂必因此而陷於危險。那些在他們之下的人，人偏袒一方，亦將同歸於喪亡。造成此危險局面的罪過，應由那些種下這紊亂禍因的人員負責。」
看來聖本篤認為院長需為爭端及所造成的紊亂負責。可是，針對聖本篤本人對院長的批評，聖本篤修士Dom Terrence Kardong則持平地指出「驕傲的惡魔」的另一化身實為「嫉妒的惡魔」。由於聖本篤作為院主持需要依賴院長並委任他們作管理日常院務的事工，他便使院長成為他之下最具權力的人，和使院長成為眾修士所歡迎的人物。院主持便無可避免地感到被院長所威脅。嫉妒和不安全感便導致他向院長施加無必要的壓力、管轄和控制，也徒增他倆之間的摩擦。這是因為院主持亦心知院長於不久的將來，院長或會取代他成為院主持。於這種心理矛盾當中，院主持也被試探，嘗試延長自己的管治和任期。
其實這現象於現代大學的架構之內和筆者過去的經歷中也不斷重覆出現。這是因為學者之間除了為了教研資源、出版機會、行政權力、影響力和名聲競爭之外，也為了制度架構內的行政位置去競爭。於缺乏屬靈指引和道德制約之下，他們利用大學內的行政位置去一方面延長自己的任期和部署晉升到另一位置之上，另一方面則被試探去利用現有位置去打擊和阻擋後來者和潛在對手去進佔自己的位置。
尋求活出召命的真自由
雖然西方大學體制源於天主教修道院體制，但是世俗化已使其編制的原來屬靈內容和操練實踐漸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於爭端不已的日常權勢氛圍中，大學管理人員可如何確保合乎大學制度利益的政策得以實施。
信徒於這種權勢氛圍內要有準備去面對和適應一種無法疏解的張力。一方面，現今大學作為權勢一種會繼續以「胡蘿蔔（獎勵）加大棒（懲罰）」（carrot and stick）的「激勵為本管理法」（incentive-based management） 去鞭策調控員工的工作表現，甚至學術立場。這種管理方法並沒有屬靈和道德責任去幫助員工去攻克試探和忠於自己。反之，這種管理手段卻有使驕傲和嫉妒這兩孿生惡魔於制度權勢內更為肆虐。縱然人事爭端或可被解決，但解決的出發點仍以大學的制度利益為主，並不是個人的屬靈生命。這實符合地上權勢制度的一般特性。
另一方面，信徒可為的是尋找屬靈群體去支持以「召命為本」（vocation-based）的實踐和管理方法去見證信仰，以免無意中背棄了召命的原意初衷。就是於召命和激勵獎賞之間的張力中去省察神的主權和天佑的臨在，得到從神而來的真自由。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信徒要拒絕來自制度的激勵和獎賞，而是去確認獎也好罰也好，無論成敗，只要忠於召命，它們只是一些事態演變的自然結果，並沒有成為我們行事的主要誘因和工作的主要動力來源，也沒有成為我們日常作決定的倫理支點。
（作者為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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