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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与尼布尔简介
一九六四年，七十二岁的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获得总统自由勋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美国最高级别的平民勋章，以表扬他对美国以至全世界所作出的贡献。 当时的美国总统詹森（Lyndon Johnson）对尼布尔的简述如下：「神学家，教师，社会哲学家，他唤起了远古的基督教精神，为现今世代带来启发和增强社会意志。」
的确，尼布尔的神学从来不离地。他毕生关注人的需要，无惧权贵，时刻对他所处的时代作出实际回应。他二十三岁成为牧师，在底特律区教会服侍十三年，期间大力批评福特车厂伪善，不人道地对待工人。后来底特律发生种族冲突，他担任处理种族冲突委员会主席，为当时仍然受尽歧视的黑人争取平等待遇。二战结束后，他被委派成为德国考察团成员之一，为德国的重建出谋献策，认为应该公道地对待德国。冷战时期，他主张美国应该以其雄厚的国力维持世界秩序。
尼布尔的着作什丰，对人性的善与恶有深刻的理解，对于社会问题的成因和对策有卓见。他推崇民主制度，认为这是处理人性与社会问题的最可取方法。面对香港当下的政治困局，尼布尔的民主观是香港的出路吗？笔者将以一连四篇的文章，分别是「人的美善与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爱与公义」及「民主的可能与需要」，先简述尼布尔对该课题的见解，然后思考这对香港的启迪。
一、人性的美善与罪恶
尼布尔的民主观是由人性论为起点的。他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美善与邪恶并存。美善方面，人类按着上主的形象而造，在人的灵中有认识上帝的能力，在人性上有上主的德性。虽然自始祖犯罪堕落后，人性产生亏损，但人类仍然能够显出若干上主的形象，使人仍然具有美善的本性。罪恶方面，人类真正的罪源自不信和骄傲，拒绝上主进入生命，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将有限的事物当作无限的神来膜拜。骄傲又可细分成三种，分别是权力、知识及德性的骄傲。权力的骄傲，是无穷的权力欲，借使用权力来产生安全感。知识的骄傲，是自恃拥有的知识比别人多，并且利用知识成为操控别人的工具。德性的骄傲，是自命拥有真理，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尼布尔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其实都是这罪恶的结果。
对于其他学说，过分乐观地相信人性是美善，或过分悲观地相信人性是罪恶，尼布尔均予以否定。传统自由主义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可以借理性节制自私，促进社会和谐。因此相信解决社会问题，可以靠教育和培养道德。但尼布尔认为人的理性不能产生道德的社会，相反如果过分相信人类的美善，反而令人类的罪恶不受监管。另一方面，传统民主政治理论认为人性是彻底的败坏，一点美善也没有，于是要对人类加以控制。尼布尔认为此看法，低估了人类对于美善的追求能力，结果产生了专制。
对香港的启迪
尼布尔认为不要对人性过分乐观，也不要对人性过分悲观的看法，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香港。
近年每逢政府与公众在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总会有些官员或亲政府人士，出来呼吁公众要有信任。二○○九年，高铁申请拨款，被公众质疑费用过高，效益成疑，一地两检未解决，于是官员呼吁公众要信任政府能解决争议，兴建费用决不超支。二○一二年，政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被质疑是洗脑教育，官员又呼吁公众要信任办学团体的专业判断，不会成为洗脑教育。二○一五年，政改争议不断，官员呼吁群众对政府方案要「袋住先」，并要相信中央对政改通过的诚意，日后可以继续优化云云。
面对争议，公众选择不完全信任管治者，在人性是罪恶的前提下，是正确的选择。即使在一段平等而有爱的关系当中，信任也未必能够长久。枕边人也难保有天同床异梦，最好的朋友也可以反目成仇。管治者和公众的权力不平等，管治者更加不可能以信任，作为推行政策的基础。管治者今天对公众许下承诺，也难保明天成为空头支票，什至自己早已辞官远去，不用对当天的承诺负上任何责任。
然而，今天的香港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不同意见阵营的人，采取绝对不信任的态度。自雨伞运动开始，蓝黄阵营旗帜鲜明。在双方阵营当中，均有好些人士，当对方发表意见时，完全不会认真了解对方的意见。他们只会辨认颜色是蓝是黄，同颜色的言论便照单全收，不同颜色的言论则因人废言，有时什至回敬几句不太耳顺的粗话。加上社交媒体盛行，双方阵营的朋友圈，都是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于是，人被困于社交媒体巨大的回音壁当中，自己阵营的声音被不段扩大，对方阵营的声音几乎听不到，或被妖魔化。这种彻底的不信任，阻碍了理性的沟通，对香港也不见得是好事。
人性是美善的，也是罪恶的。圣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坏人也有良善的一面。不要对人完全地信任，也不要对人完全地不信任，这是尼布尔给我们的提醒。
二、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本质究竟是否跟人性一样，同样是美善与罪恶的？还是较人性更为美善？或更为罪恶？
尼布尔认为人性是美善的，也是罪恶的。那么当人聚集在一起，成为群体、社会、国家时，这人类的群体，本质上是善是恶？尼布尔认为对于一个群体而言，本质上注定是罪恶的，没有美善可言。即使社会上每个人也尽上道德责任，将自己最美善的一面呈现，但加起来也不会构成一个道德的社会。
为什么由道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会变成不道德？尼布尔认为人性的罪恶，在个人的层面上，会因着自己的道德感，或他人目光所带来的压力，将这罪恶压制。但在群体的层面上，人性的罪恶容易被群体所包容，并且成为集体的罪恶，使群体失去罪恶的意识。尼布尔以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与西班牙之战，掠夺菲律宾为例，这场战争是他个人的虚荣心和野心所驱使的。如果他这种心态在个人层面表露出，社会较容易斥责他的不是。但当他的个人欲望，提升至国家的层面，则这欲望不但没有被社会斥责，反而得到社会认同什至赞扬。
在群体当中，个人企图以实践自己的道德，来提升群体的道德，尼布尔认为是不可能的。首先，个人的道德在群体当中可以是没有功效的。假设在一家公司，一位无良雇主无理欺压雇员。如果雇员期望以个人的道德感染力，期望影响顾主公平对待员工，多半不会成功的。而且，当公司的规模愈大，什至扩大至一个国家的层面，则个人的道德对于整个群体的影响力，是近乎不存在的。第二，个人的道德反而会纵容群体更加不道德。再以这无良雇主为例，当员工受到无理对待，但选择以个人的道德情操，包容雇主的欺压，或者以坚忍的态度面对欺压。虽然包容与坚忍确实是个人的道德情操，但这情操的结果，是纵容了雇主的不道德。第三，个人的道德可以构成对别人的不道德。同样以这无良雇主为例，一众员工被压迫得太久，于是起来对抗，以影响公众的工业行动作谈判筹码。但劳方的谈判代表，认为工业行动影响公众，有违道德，认为宁愿牺牲一点个人利益，也不想影响公众利益。于是他代表劳方接纳不太满意的解决方案。这劳方代表的道德决定，牺牲了所有员工的利益。他的道德成为了对其他员工的不道德。
有什么方法可以为群体保证道德？尼布尔认为人的理性，宗教和对人对群体的忠诚，都不能保证群体有道德。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的武器为理由，攻打伊拉克，是十分理性的决定，但对于伊拉克是没有道德可言，因为美国找不到武器，却找到很多石油。宗教无疑能够敏锐人心，让人能够察觉群体的不道德，却没有力量去使它完全成为道德。地上活出天国，是很理想的乌托邦主义，现实上却是不能达到的。至于人对群体的忠诚，也不能够为群体带来道德，反而会令这群体变成集体的自私。二战时期的日本，日本人对国家的忠诚是无可比拟的，但他们为全球带来的伤害同样是有目共睹的。
总结而言，虽然尼布尔对人性的美善抱有希望，但他认为由人所组成的群体，是没有任何美善可言的，而且群体的规模愈大，则它愈是不道德。
对香港的启迪
面对香港社会的种种问题，有一类人会呼吁大家要由自己出发，期望以自己的道德感染身边人，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最终整个社会都会得到改变。在尼布尔看来，这种期望以自己的道德，来增加社会道德的方法，是注定失败的。
在近年的政治争议，有一些年轻人，利用苦行的方法，希望唤醒公众对争议的关注，以及对当权者带来压力，以影响他们对争议的取态。高铁争议，年轻人围绕立法会苦行三天两夜，国民教育和政改争议，政治人物以绝食作抵抗。这种苦行的方法，的确能唤醒公众的关注，但苦行对于当权者的直接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当然，苦行令公众加入抗争，壮大对抗的力量，令当权者有所忌讳，还是有效的。苦行能够成为抗争的手段，却不是增加社会道德的方法。
对于宗教能否建立道德的社会，尼布尔很大胆地直言，这都是不能够的。事实上，宗教不但面对不道德的社会时，显得软弱无力，即使是宗教群体的自身，也可以是不道德的社会的一员。佛教的尼姑与和尚假结婚，金钱帐目混乱，胡乱挥霍。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危害全球安全。天主教神父恋童丑闻，施暴者什至被教会包庇。基督教领袖因着金钱、名利或美色跌倒，时有所闻。宗教对于帮助建立人性的道德，是值得肯定的。但期望宗教能够建立道德的社会，并不到位。
三、爱与公义
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社会的道德？
尼布尔相信人性是有道德的，但有道德的人却注定组成不道德的社会。那么，对于社会而言，应该怎样维持道德？尼布尔认为个人的道德，是以「爱」去维持的，而社会的道德，则是「公义」得到彰显。
对于个人而言，最大的道德是以爱来表达出来的。爱为人类提供道德的标准，行善的动机。爱可以让人改善人际关系，令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建立，互相造就。因着爱，人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他人着想，什至牺牲自己。人的爱虽然是有限的，但也有一点力量去抗衡自己的罪恶，令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亦因为爱，人类能够看到自己那罪恶的真面目，并且恨恶自己的不完美。
但对于不道德的社会，尼布尔认为人的爱是没有果效的。社会的道德标准，应该以公义的彰显来量度的。在一个群体当中，人性的罪恶容易被小团体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所隐藏。人类的爱，要影响身边的三两知己还是有机会成功，但对于愈是庞大的群体，这爱的影响力愈是渺小，什至被集体的不道德所吞噬。尼布尔认为，在群体的集体利己主义之下，公义的彰显，代表当大部分人顾全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小部利益以外人的伤害也能降至最低。公义不一定是绝对的公平，有时只是令事情不致太坏的标准。
什么是公义？尼布尔并没有准确地为此下定义。事实上，公义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状态。在垄断的行业当中，员工的议价能力低，即使顾主给予远低于合理水平的工资，员工也只能无奈接受。这种不平等的雇傭关系，可称为不公义。发达国家将工业生产线转移至落后国家，利润受惠于工人成本低，环保标准不高，什至出现官商勾结的情况，工人得不到合理待遇。最终工人得不到应得的收入，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发达国家消费了落后国家人民的工资和健康，使货品成本降低，这也可称为不公义。
至于爱与公义的关系，尼布尔认为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可以互相否定，也可以互相成就。爱能够成为公义的内涵，但单有爱却不成就社会公义。爱是一种非常崇高的情操，令人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但在爱的覆盖下，公义有时反而不用彰显。爱与公义需要互相成就，因为如果公义没有了爱，则公义只会沦为各群体或国家争夺利益的工具，而爱没有了公义，则这爱只会成为空话，不能落实在社会当中。
总结而言，人的道德是透过「爱」来表达，但社会的道德却是「公义」的彰显。爱不能为社会带来道德，但能够成为公义的内涵，让社会明白公义是什么。
对香港的启迪
香港作为全球前列的发达城巿，财政储备富可敌国。但香港贫富悬殊极为严重，社会最基层的人士，不能分享社会繁荣的成果，生活异常艰苦。只要走进社会，睁开眼睛，不难发现香港竟然有人是靠着垃圾维生的，靠着一天的操劳也未必能换来一餐的温饱。这是不公义。
社会上有一类人士，因着爱心和关怀，对这群最基层的人士作出实际的帮助，包括关心他们心灵和肉体上的需要，为他们送上食物，帮助他们理发，协助他们找工作等。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行动，因为这些弱势社群，彷佛被社会遗忘了，在社会中自生自灭。行动者将爱分享，让他们感受到被爱，被尊重。
然而，爱心和关怀的行动，可算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出现这弱势社群的根本原因，是不道德的社会制度，令香港的财富没有分配给他们。香港近年花上巨款兴建多项基建工程，每项工程动辄少则三两百亿，多则上千亿。这些工程不少都被质疑成本过高，成效存疑，高铁如是，三跑如是，新界东北规划如是。
然后，在同一个香港的另一端，却有人三餐不继，一个二十元的饭盒也吃不起，或者一盒饭需要分三餐食。香港财政稳健，经济位处世界前列，但竟然有一些香港人连吃饱的机会也没有，这是十分荒谬的事情。对于这些弱势社群的帮助，最根本的方法，是争取合符公义的制度，让财富能够公道地分配。
四、民主的可能与必须
什么制度才能增加社会公义？
一九四四年，尼布尔出版《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深度讨论民主的可能与需要。他在导言中明言：「人秉持公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而人罪性中不公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须。」意思是，人性的道德与理性，使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去建构一个权力分散的民主社会。而人性的罪恶，使社会必需以民主制度，来限制人性的败坏所带来的坏影响。
尼布尔推崇民主制度，因为他看透人性的罪恶，并试图以民主制度，将这罪恶的影响减至最低。尼布尔认为个人的罪恶，尚且有机会被个人的道德作一点制约。但群体的罪恶远较个人的罪恶可怕，群体也不能像个人般作出自我制约，反而倾向集体行恶。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当权者的权力不受限制，可以任意行恶，任意剥削没有权力的人。当权者以国家利益为名，其实是满足利益集团的自私为实，牺牲没有权力的人，以换取自己的利益。
当注意的是，不是人民有投票权，就代表社会拥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在形式，而是背后的精神。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精神，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受宪法保障，得到足以制衡政府的权力。管治者的权力不是永远的，而是需要透过定期选举，让人民重新授权。而最重要的是，当管治者的罪恶为社会的带来坏影响，则人民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平地褫夺管治者的权力。真正的民主制度，令人民能够合法地抵抗政府，防止独裁专制的社会出现，将人民从极端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尼布尔并不盲目崇尚民主制度，因为要民主得到顺利推行，还需要加上人民对于美德和善意的正面认识，并且人民愿意在生活中促进谦卑和仁慈。这种人民的质素，需要靠各种教育方法和宗教资源来培养出来的。 尼布尔警剔希特拉的总统职位，都是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可惜当时德国在一战后受到战胜国欺压，人民产生极端民族主义，导致民主制度失效。
总结而言，尼布尔深知人性是罪恶，看透社会的不道德性。于是，为减低集体的罪恶所带来的坏影响，于是推崇民主制度，期望制度赋予人民权力，来制衡管治者的权力，避免人性罪恶所带来的灾难。
对香港的启迪
尼布尔认为民主是可能，也是必要，对于香港同样适用。
无可否认，香港社会近几年出现严重的分歧。管治者的民望低处未算低，决策偏离群众意愿。而群众起来对抗管治者，且行动愈来愈激烈。这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失衡。管治者的权力不受群众监察，可以任意妄为。群众没有任何和平的方法，来限制管治者的权力，于是诉诸愈来愈激烈的行动。
香港的权力如何失衡？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散，互相制衡。但实际上，立法权和行政权，都是在当权者的掌握之中。行政方面，特首由一千二百名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但有过半数委员都是明里暗里听命于当权者。结果特首只是当权者的代表，并无群众受权，不受群众监察。去年的政改争议中，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被喻为假普选，因为提名权仍然被当权者控制着，群众的选票并不带来真正自由的选择。立法权方面，立法会失去制衡政府的作用。亲政府的议员，在立法会选举得票并不过半数，但受惠于功能组别制度，有十多名议员能够自动当选，令议席反而过半数。因此，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任何议案，只要投票就必定会通过。而在野派提出任何监察政府的议案，也会在分组点票之下，在功能组别赞成票不过半而被否决。
以高铁为例，政府于二○一○年申请拨款，已经被质疑造价过高，成效存疑。但即使近二千名巿民包围立法会，对投票结果都没有丝毫影响，一投即过，引发大批民众上街。到二○一六年，因为高铁超支，政府申请追加拨款。当初对兴建高铁的质疑成真，公众也有停工改建的声音，认为成本效益更大。结果呢？在亲政府议员过半数之下，超支拨款还是投票通过，而且审议至投票的过程，还带一点丑陋。
香港的权力失衡，使财富分配不公义。群众无权监察政府，于是诉讼其他途径，包括愈趋激烈的行动。香港社会近年的严重分歧，不民主的制度可算是问题的根本。
民主制度对于香港，是可能，也是必要。香港已经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教育普及，香港人尊重个人的自由和价值，经济实力位处世界前列，具备推行民主制度的条件。现在所欠缺的，是改变制度的时机，是当权者下放权力的勇气和决心。争取民主，不是因为崇拜民主，而是深知人性的罪恶，以及社会的不道德，于是靠民主制度来限制这罪恶和不道德的坏影响。最重要的是，如果当权者的罪恶已经危害社会，则群众可以利用选票，和平地将他更换。作为香港的每一分子，都应该为着争取民主制度而努力。
延伸阅读：
一、人性的美善与罪恶
尼布尔着，谢秉德译，《人的本性与命运》。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
杨庆球着，《二十世纪神学选读》。香港：天道书楼，2010。
二、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尼布尔着，杨缤译，《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台北：永望文化，1982。
三、爱与公义
尼布尔着，关胜渝、徐文博译，《基督教伦理学诠释》。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
四、民主的可能与必须
尼布尔着，孙仲译，《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香港：道风书社，2007。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