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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與尼布爾簡介
一九六四年，七十二歲的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獲得總統自由勳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美國最高級別的平民勳章，以表揚他對美國以至全世界所作出的貢獻。 當時的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對尼布爾的簡述如下：「神學家，教師，社會哲學家，他喚起了遠古的基督教精神，為現今世代帶來啟發和增強社會意志。」
的確，尼布爾的神學從來不離地。他畢生關注人的需要，無懼權貴，時刻對他所處的時代作出實際回應。他二十三歲成為牧師，在底特律區教會服侍十三年，期間大力批評福特車廠偽善，不人道地對待工人。後來底特律發生種族衝突，他擔任處理種族衝突委員會主席，為當時仍然受盡歧視的黑人爭取平等待遇。二戰結束後，他被委派成為德國考察團成員之一，為德國的重建出謀獻策，認為應該公道地對待德國。冷戰時期，他主張美國應該以其雄厚的國力維持世界秩序。
尼布爾的著作甚豐，對人性的善與惡有深刻的理解，對於社會問題的成因和對策有卓見。他推崇民主制度，認為這是處理人性與社會問題的最可取方法。面對香港當下的政治困局，尼布爾的民主觀是香港的出路嗎？筆者將以一連四篇的文章，分別是「人的美善與罪惡」、「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愛與公義」及「民主的可能與需要」，先簡述尼布爾對該課題的見解，然後思考這對香港的啟迪。
一、人性的美善與罪惡
尼布爾的民主觀是由人性論為起點的。他認為人性的本質是美善與邪惡並存。美善方面，人類按著上主的形象而造，在人的靈中有認識上帝的能力，在人性上有上主的德性。雖然自始祖犯罪墮落後，人性產生虧損，但人類仍然能夠顯出若干上主的形象，使人仍然具有美善的本性。罪惡方面，人類真正的罪源自不信和驕傲，拒絕上主進入生命，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將有限的事物當作無限的神來膜拜。驕傲又可細分成三種，分別是權力、知識及德性的驕傲。權力的驕傲，是無窮的權力慾，藉使用權力來產生安全感。知識的驕傲，是自恃擁有的知識比別人多，並且利用知識成為操控別人的工具。德性的驕傲，是自命擁有真理，將自己置於高高在上的位置。尼布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其實都是這罪惡的結果。
對於其他學說，過分樂觀地相信人性是美善，或過分悲觀地相信人性是罪惡，尼布爾均予以否定。傳統自由主義認為人類是理性的，可以藉理性節制自私，促進社會和諧。因此相信解決社會問題，可以靠教育和培養道德。但尼布爾認為人的理性不能產生道德的社會，相反如果過分相信人類的美善，反而令人類的罪惡不受監管。另一方面，傳統民主政治理論認為人性是徹底的敗壞，一點美善也沒有，於是要對人類加以控制。尼布爾認為此看法，低估了人類對於美善的追求能力，結果產生了專制。
對香港的啟迪
尼布爾認為不要對人性過分樂觀，也不要對人性過分悲觀的看法，同樣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近年每逢政府與公眾在政策上出現重大分歧，總會有些官員或親政府人士，出來呼籲公眾要有信任。二○○九年，高鐵申請撥款，被公眾質疑費用過高，效益成疑，一地兩檢未解決，於是官員呼籲公眾要信任政府能解決爭議，興建費用決不超支。二○一二年，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被質疑是洗腦教育，官員又呼籲公眾要信任辦學團體的專業判斷，不會成為洗腦教育。二○一五年，政改爭議不斷，官員呼籲群眾對政府方案要「袋住先」，並要相信中央對政改通過的誠意，日後可以繼續優化云云。
面對爭議，公眾選擇不完全信任管治者，在人性是罪惡的前提下，是正確的選擇。即使在一段平等而有愛的關係當中，信任也未必能夠長久。枕邊人也難保有天同床異夢，最好的朋友也可以反目成仇。管治者和公眾的權力不平等，管治者更加不可能以信任，作為推行政策的基礎。管治者今天對公眾許下承諾，也難保明天成為空頭支票，甚至自己早已辭官遠去，不用對當天的承諾負上任何責任。
然而，今天的香港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對不同意見陣營的人，採取絕對不信任的態度。自雨傘運動開始，藍黃陣營旗幟鮮明。在雙方陣營當中，均有好些人士，當對方發表意見時，完全不會認真了解對方的意見。他們只會辨認顏色是藍是黃，同顏色的言論便照單全收，不同顏色的言論則因人廢言，有時甚至回敬幾句不太耳順的粗話。加上社交媒體盛行，雙方陣營的朋友圈，都是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於是，人被困於社交媒體巨大的回音壁當中，自己陣營的聲音被不段擴大，對方陣營的聲音幾乎聽不到，或被妖魔化。這種徹底的不信任，阻礙了理性的溝通，對香港也不見得是好事。
人性是美善的，也是罪惡的。聖人也有做錯事的時候，壞人也有良善的一面。不要對人完全地信任，也不要對人完全地不信任，這是尼布爾給我們的提醒。
二、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由人所組成的社會，本質究竟是否跟人性一樣，同樣是美善與罪惡的？還是較人性更為美善？或更為罪惡？
尼布爾認為人性是美善的，也是罪惡的。那麼當人聚集在一起，成為群體、社會、國家時，這人類的群體，本質上是善是惡？尼布爾認為對於一個群體而言，本質上注定是罪惡的，沒有美善可言。即使社會上每個人也盡上道德責任，將自己最美善的一面呈現，但加起來也不會構成一個道德的社會。
為甚麼由道德的人所組成的社會，會變成不道德？尼布爾認為人性的罪惡，在個人的層面上，會因著自己的道德感，或他人目光所帶來的壓力，將這罪惡壓制。但在群體的層面上，人性的罪惡容易被群體所包容，並且成為集體的罪惡，使群體失去罪惡的意識。尼布爾以美國總統老羅斯福與西班牙之戰，掠奪菲律賓為例，這場戰爭是他個人的虛榮心和野心所驅使的。如果他這種心態在個人層面表露出，社會較容易斥責他的不是。但當他的個人慾望，提升至國家的層面，則這慾望不但沒有被社會斥責，反而得到社會認同甚至讚揚。
在群體當中，個人企圖以實踐自己的道德，來提升群體的道德，尼布爾認為是不可能的。首先，個人的道德在群體當中可以是沒有功效的。假設在一家公司，一位無良雇主無理欺壓雇員。如果雇員期望以個人的道德感染力，期望影響顧主公平對待員工，多半不會成功的。而且，當公司的規模愈大，甚至擴大至一個國家的層面，則個人的道德對於整個群體的影響力，是近乎不存在的。第二，個人的道德反而會縱容群體更加不道德。再以這無良雇主為例，當員工受到無理對待，但選擇以個人的道德情操，包容雇主的欺壓，或者以堅忍的態度面對欺壓。雖然包容與堅忍確實是個人的道德情操，但這情操的結果，是縱容了雇主的不道德。第三，個人的道德可以構成對別人的不道德。同樣以這無良雇主為例，一眾員工被壓迫得太久，於是起來對抗，以影響公眾的工業行動作談判籌碼。但勞方的談判代表，認為工業行動影響公眾，有違道德，認為寧願犧牲一點個人利益，也不想影響公眾利益。於是他代表勞方接納不太滿意的解決方案。這勞方代表的道德決定，犧牲了所有員工的利益。他的道德成為了對其他員工的不道德。
有甚麼方法可以為群體保證道德？尼布爾認為人的理性，宗教和對人對群體的忠誠，都不能保證群體有道德。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的武器為理由，攻打伊拉克，是十分理性的決定，但對於伊拉克是沒有道德可言，因為美國找不到武器，卻找到很多石油。宗教無疑能夠敏銳人心，讓人能夠察覺群體的不道德，卻沒有力量去使它完全成為道德。地上活出天國，是很理想的烏托邦主義，現實上卻是不能達到的。至於人對群體的忠誠，也不能夠為群體帶來道德，反而會令這群體變成集體的自私。二戰時期的日本，日本人對國家的忠誠是無可比擬的，但他們為全球帶來的傷害同樣是有目共睹的。
總結而言，雖然尼布爾對人性的美善抱有希望，但他認為由人所組成的群體，是沒有任何美善可言的，而且群體的規模愈大，則它愈是不道德。
對香港的啟迪
面對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有一類人會呼籲大家要由自己出發，期望以自己的道德感染身邊人，然後一傳十，十傳百，最終整個社會都會得到改變。在尼布爾看來，這種期望以自己的道德，來增加社會道德的方法，是注定失敗的。
在近年的政治爭議，有一些年輕人，利用苦行的方法，希望喚醒公眾對爭議的關注，以及對當權者帶來壓力，以影響他們對爭議的取態。高鐵爭議，年輕人圍繞立法會苦行三天兩夜，國民教育和政改爭議，政治人物以絕食作抵抗。這種苦行的方法，的確能喚醒公眾的關注，但苦行對於當權者的直接影響，可謂微乎其微。當然，苦行令公眾加入抗爭，壯大對抗的力量，令當權者有所忌諱，還是有效的。苦行能夠成為抗爭的手段，卻不是增加社會道德的方法。
對於宗教能否建立道德的社會，尼布爾很大膽地直言，這都是不能夠的。事實上，宗教不但面對不道德的社會時，顯得軟弱無力，即使是宗教群體的自身，也可以是不道德的社會的一員。佛教的尼姑與和尚假結婚，金錢帳目混亂，胡亂揮霍。伊斯蘭教極端組織，危害全球安全。天主教神父戀童醜聞，施暴者甚至被教會包庇。基督教領袖因著金錢、名利或美色跌倒，時有所聞。宗教對於幫助建立人性的道德，是值得肯定的。但期望宗教能夠建立道德的社會，並不到位。
三、愛與公義
有甚麼方法可以增加社會的道德？
尼布爾相信人性是有道德的，但有道德的人卻注定組成不道德的社會。那麼，對於社會而言，應該怎樣維持道德？尼布爾認為個人的道德，是以「愛」去維持的，而社會的道德，則是「公義」得到彰顯。
對於個人而言，最大的道德是以愛來表達出來的。愛為人類提供道德的標準，行善的動機。愛可以讓人改善人際關係，令人與人之間能夠互相建立，互相造就。因著愛，人可以不求自己的益處，為他人著想，甚至犧牲自己。人的愛雖然是有限的，但也有一點力量去抗衡自己的罪惡，令自己成為有道德的人。亦因為愛，人類能夠看到自己那罪惡的真面目，並且恨惡自己的不完美。
但對於不道德的社會，尼布爾認為人的愛是沒有果效的。社會的道德標準，應該以公義的彰顯來量度的。在一個群體當中，人性的罪惡容易被小團體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所隱藏。人類的愛，要影響身邊的三兩知己還是有機會成功，但對於愈是龐大的群體，這愛的影響力愈是渺小，甚至被集體的不道德所吞噬。尼布爾認為，在群體的集體利己主義之下，公義的彰顯，代表當大部分人顧全自己的利益的同時，那小部利益以外人的傷害也能降至最低。公義不一定是絕對的公平，有時只是令事情不致太壞的標準。
甚麼是公義？尼布爾並沒有準確地為此下定義。事實上，公義並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群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狀態。在壟斷的行業當中，員工的議價能力低，即使顧主給予遠低於合理水平的工資，員工也只能無奈接受。這種不平等的雇傭關係，可稱為不公義。發達國家將工業生產線轉移至落後國家，利潤受惠於工人成本低，環保標準不高，甚至出現官商勾結的情況，工人得不到合理待遇。最終工人得不到應得的收入，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發達國家消費了落後國家人民的工資和健康，使貨品成本降低，這也可稱為不公義。
至於愛與公義的關係，尼布爾認為兩者可以同時存在，可以互相否定，也可以互相成就。愛能夠成為公義的內涵，但單有愛卻不成就社會公義。愛是一種非常崇高的情操，令人可以不顧自己的利益。但在愛的覆蓋下，公義有時反而不用彰顯。愛與公義需要互相成就，因為如果公義沒有了愛，則公義只會淪為各群體或國家爭奪利益的工具，而愛沒有了公義，則這愛只會成為空話，不能落實在社會當中。
總結而言，人的道德是透過「愛」來表達，但社會的道德卻是「公義」的彰顯。愛不能為社會帶來道德，但能夠成為公義的內涵，讓社會明白公義是甚麼。
對香港的啟迪
香港作為全球前列的發達城巿，財政儲備富可敵國。但香港貧富懸殊極為嚴重，社會最基層的人士，不能分享社會繁榮的成果，生活異常艱苦。只要走進社會，睜開眼睛，不難發現香港竟然有人是靠著垃圾維生的，靠著一天的操勞也未必能換來一餐的溫飽。這是不公義。
社會上有一類人士，因著愛心和關懷，對這群最基層的人士作出實際的幫助，包括關心他們心靈和肉體上的需要，為他們送上食物，幫助他們理髮，協助他們找工作等。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行動，因為這些弱勢社群，彷彿被社會遺忘了，在社會中自生自滅。行動者將愛分享，讓他們感受到被愛，被尊重。
然而，愛心和關懷的行動，可算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因為出現這弱勢社群的根本原因，是不道德的社會制度，令香港的財富沒有分配給他們。香港近年花上巨款興建多項基建工程，每項工程動輒少則三兩百億，多則上千億。這些工程不少都被質疑成本過高，成效存疑，高鐵如是，三跑如是，新界東北規劃如是。
然後，在同一個香港的另一端，卻有人三餐不繼，一個二十元的飯盒也吃不起，或者一盒飯需要分三餐食。香港財政穩健，經濟位處世界前列，但竟然有一些香港人連吃飽的機會也沒有，這是十分荒謬的事情。對於這些弱勢社群的幫助，最根本的方法，是爭取合符公義的制度，讓財富能夠公道地分配。
四、民主的可能與必須
甚麼制度才能增加社會公義？
一九四四年，尼布爾出版《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深度討論民主的可能與需要。他在導言中明言：「人秉持公義的能力使民主成為可能，而人罪性中不公義的傾向使民主成為必須。」意思是，人性的道德與理性，使人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力，去建構一個權力分散的民主社會。而人性的罪惡，使社會必需以民主制度，來限制人性的敗壞所帶來的壞影響。
尼布爾推崇民主制度，因為他看透人性的罪惡，並試圖以民主制度，將這罪惡的影響減至最低。尼布爾認為個人的罪惡，尚且有機會被個人的道德作一點制約。但群體的罪惡遠較個人的罪惡可怕，群體也不能像個人般作出自我制約，反而傾向集體行惡。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當權者的權力不受限制，可以任意行惡，任意剝削沒有權力的人。當權者以國家利益為名，其實是滿足利益集團的自私為實，犧牲沒有權力的人，以換取自己的利益。
當注意的是，不是人民有投票權，就代表社會擁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在形式，而是背後的精神。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精神，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受憲法保障，得到足以制衡政府的權力。管治者的權力不是永遠的，而是需要透過定期選舉，讓人民重新授權。而最重要的是，當管治者的罪惡為社會的帶來壞影響，則人民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力，和平地褫奪管治者的權力。真正的民主制度，令人民能夠合法地抵抗政府，防止獨裁專制的社會出現，將人民從極端的災難中解救出來。
尼布爾並不盲目崇尚民主制度，因為要民主得到順利推行，還需要加上人民對於美德和善意的正面認識，並且人民願意在生活中促進謙卑和仁慈。這種人民的質素，需要靠各種教育方法和宗教資源來培養出來的。 尼布爾警剔希特拉的總統職位，都是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可惜當時德國在一戰後受到戰勝國欺壓，人民產生極端民族主義，導致民主制度失效。
總結而言，尼布爾深知人性是罪惡，看透社會的不道德性。於是，為減低集體的罪惡所帶來的壞影響，於是推崇民主制度，期望制度賦予人民權力，來制衡管治者的權力，避免人性罪惡所帶來的災難。
對香港的啟迪
尼布爾認為民主是可能，也是必要，對於香港同樣適用。
無可否認，香港社會近幾年出現嚴重的分歧。管治者的民望低處未算低，決策偏離群眾意願。而群眾起來對抗管治者，且行動愈來愈激烈。這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失衡。管治者的權力不受群眾監察，可以任意妄為。群眾沒有任何和平的方法，來限制管治者的權力，於是訴諸愈來愈激烈的行動。
香港的權力如何失衡？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散，互相制衡。但實際上，立法權和行政權，都是在當權者的掌握之中。行政方面，特首由一千二百名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但有過半數委員都是明裡暗裡聽命於當權者。結果特首只是當權者的代表，並無群眾受權，不受群眾監察。去年的政改爭議中，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被喻為假普選，因為提名權仍然被當權者控制著，群眾的選票並不帶來真正自由的選擇。立法權方面，立法會失去制衡政府的作用。親政府的議員，在立法會選舉得票並不過半數，但受惠於功能組別制度，有十多名議員能夠自動當選，令議席反而過半數。因此，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任何議案，只要投票就必定會通過。而在野派提出任何監察政府的議案，也會在分組點票之下，在功能組別贊成票不過半而被否決。
以高鐵為例，政府於二○一○年申請撥款，已經被質疑造價過高，成效存疑。但即使近二千名巿民包圍立法會，對投票結果都沒有絲毫影響，一投即過，引發大批民眾上街。到二○一六年，因為高鐵超支，政府申請追加撥款。當初對興建高鐵的質疑成真，公眾也有停工改建的聲音，認為成本效益更大。結果呢？在親政府議員過半數之下，超支撥款還是投票通過，而且審議至投票的過程，還帶一點醜陋。
香港的權力失衡，使財富分配不公義。群眾無權監察政府，於是訴訟其他途徑，包括愈趨激烈的行動。香港社會近年的嚴重分歧，不民主的制度可算是問題的根本。
民主制度對於香港，是可能，也是必要。香港已經是成熟的公民社會，教育普及，香港人尊重個人的自由和價值，經濟實力位處世界前列，具備推行民主制度的條件。現在所欠缺的，是改變制度的時機，是當權者下放權力的勇氣和決心。爭取民主，不是因為崇拜民主，而是深知人性的罪惡，以及社會的不道德，於是靠民主制度來限制這罪惡和不道德的壞影響。最重要的是，如果當權者的罪惡已經危害社會，則群眾可以利用選票，和平地將他更換。作為香港的每一分子，都應該為著爭取民主制度而努力。
延伸閱讀：
一、人性的美善與罪惡
尼布爾著，謝秉德譯，《人的本性與命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0。
楊慶球著，《二十世紀神學選讀》。香港：天道書樓，2010。
二、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尼布爾著，楊繽譯，《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台北：永望文化，1982。
三、愛與公義
尼布爾著，關勝渝、徐文博譯，《基督教倫理學詮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四、民主的可能與必須
尼布爾著，孫仲譯，《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香港：道風書社，2007。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