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一二年立法会选举至今，短短四年间香港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令今届立法会选举背负上异常沉重的包袱，不论过去投了票给建制派或泛民主派的选民，在这一次选举投票时都面对极大的难题，格外需要从上而来的智慧，才能辨识如何履行投票的神圣责任。
让我们看看过去四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如何影响港人的基本自由。
最先出事的是广播自由。特区政府为了保护一个已濒临死亡、靠内地资本吊盐水续命的染红电视台，拒绝按通讯事务管理局建议发出三张新牌照，显示政治考虑凌驾于专业规範及市场发展，普罗大众被剥夺了免费电视剧集的选择权。
接着出事的是新闻自由。在占领运动前后，香港主流传媒遭遇前所未见的巨大压力，无辜的新闻工作者相继遭遇暴力袭击，敢于批评政府的媒体被抽广告，受欢迎的电台名嘴突然被解雇。主流电视台记者发布警察在暗角殴打示威者片段，非但没有受到嘉许，反而遭新闻部主管刁难及秋后算帐。内地资本正式收购本地老牌英文报章，其后该报章独家访问了连丈夫和律师都接触不到的女维权者，表达后悔维权。
然后是学术自由亮起红灯。香港大学的校委会对一项已通过所有遴选程序的副校长任命建议，先是无理拖延多个月，然后以空泛的理由予以否决，完全漠视由校长领导的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意见，漠视毕业生议会以绝大比数通过的尊重传统规程的议案，校委会内的亲建制校委采取集团式投票，令本来独立兼中立的大学校政高度政治化。
然后是出版及人身自由响起警报。专门销售内地政治书籍的铜锣湾书店，股东和职员离奇失踪数月，没有离境记录的书店负责人获释回港后，强调是用自己的方法，返回内地配合执法当局调查。店长获释回港后公开被拘留内情，揭示内地以种种非常手段，不惜侵犯香港永久居民和外国护照持有人的基本人权，只为追查禁书的消息来源和内地订购名单。
然后是创作及宗教自由。勾划港人政治忧虑的电影《十年》，意外地获得金像奖最佳电影荣誉，即遭到内地官方媒体强烈抨击，电影公司的老板们马上要求修改金像奖颁奖机制，而与电影制作人沾上关系的基督教团体亦遭到报复，其于内地的慈惠事工被整肃。
除了自由受损，公义也备受威胁。就在立法会会期结束之际，廉政公署出现人事大地震，负责调查特首涉收受利益案的女主管，在长期署任执行处首长一职后突然被撤销署任，她在愤怒无奈下辞职抗议。被钦点接任执行处首长的男主管，亦突然宣布辞职，并获廉政专员接纳，及后在内部员工集体抗议力撑下，廉政专员才转軚挽留，反映廉署内部人事不稳、军心大乱，一支独立而专业的反腐执法部队正面临前所未见的政治危机。
至于负责香港日常治安的警队，也同样跌入政治化的漩涡。二○一四年的占领运动，警队施放大量催泪弹，引起本地及国际社会质疑，特区政府事后没有按传统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大型社会运动引发的执法争议作公平公正的调查，借此平息社会争议，结果导致警队与年轻示威者互不信任，互相敌视。本来形象中立的警队，被一些市民看成为政府打压示威的政治工具，公信力评分大跌，前线警员执法时遇到的困难和危险亦显着上升。
面对这一连串令人担忧的变化，不论是亲建制或亲泛民人士，不论有没有宗教信仰，只要头脑清醒、记忆健全，都明白到今天的香港和四年前的香港已经非常不一样，今届立法会选举和数月后的行政长官选举，关乎的不再是寻常的争议，例如社会福利多一些少一些，或者民主发展步伐快一些慢一些，如今港人面对的核心政治议题是：过去四年的治港方针及施政作风，是否会延续下去？相比之下，楼价何时从两万元一呎回落到万五元一呎，标准工时如何立法，或者立法会可否减少拉布，便显得次要了。
过去投票支持建制派的信徒，如今面对的难题是，如果继续投票给建制派，而最终建制派取得胜利，立法会议席有所增加，则北京将会认定，过去四年的治港方针和施政作风是对的，未来就会继续这一套方针和作风，什至加码实施；如果不投票给建制派，又实在无法认同泛民主派在议会内的作风，该怎么办？不投票？投白票？只投票给大热门而不配票给副选名单？以上每一个抉择都很不容易。
过去投票支持泛民主派的信徒，如今面对的难题是，传统的泛民党派和新兴的本土派都有多张名单参选，选择好像很多，但大部份候选人名字都很陌生，花多眼乱，不知如何抉择。如果一窝蜂投票给少数知名度高的候选人，令其得票远高于入场门槛，就会造成选票浪费；如果把票投给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又怕其得票远低于入场门槛，同样会造成选票浪费。要恰如其份地发挥每张选票应有的效果，就要仔细研究各张名单的支持度排序调查，把一家人的几张选票妥善分配给最有希望的几个人，这样做很不容易。
尽管很不容易，但我们若要忠于时代的召唤，履行公民的责任，就要尽力去辨识时代，辨识责任。
（时代辨识系列之二）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