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一二年立法會選舉至今，短短四年間香港政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令今屆立法會選舉背負上異常沉重的包袱，不論過去投了票給建制派或泛民主派的選民，在這一次選舉投票時都面對極大的難題，格外需要從上而來的智慧，才能辨識如何履行投票的神聖責任。
讓我們看看過去四年發生的重大變化，如何影響港人的基本自由。
最先出事的是廣播自由。特區政府為了保護一個已瀕臨死亡、靠內地資本吊鹽水續命的染紅電視台，拒絕按通訊事務管理局建議發出三張新牌照，顯示政治考慮凌駕於專業規範及市場發展，普羅大眾被剝奪了免費電視劇集的選擇權。
接著出事的是新聞自由。在佔領運動前後，香港主流傳媒遭遇前所未見的巨大壓力，無辜的新聞工作者相繼遭遇暴力襲擊，敢於批評政府的媒體被抽廣告，受歡迎的電台名嘴突然被解僱。主流電視台記者發佈警察在暗角毆打示威者片段，非但沒有受到嘉許，反而遭新聞部主管刁難及秋後算帳。內地資本正式收購本地老牌英文報章，其後該報章獨家訪問了連丈夫和律師都接觸不到的女維權者，表達後悔維權。
然後是學術自由亮起紅燈。香港大學的校委會對一項已通過所有遴選程序的副校長任命建議，先是無理拖延多個月，然後以空泛的理由予以否決，完全漠視由校長領導的遴選委員會的專業意見，漠視畢業生議會以絕大比數通過的尊重傳統規程的議案，校委會內的親建制校委採取集團式投票，令本來獨立兼中立的大學校政高度政治化。
然後是出版及人身自由響起警報。專門銷售內地政治書籍的銅鑼灣書店，股東和職員離奇失蹤數月，沒有離境記錄的書店負責人獲釋回港後，強調是用自己的方法，返回內地配合執法當局調查。店長獲釋回港後公開被拘留內情，揭示內地以種種非常手段，不惜侵犯香港永久居民和外國護照持有人的基本人權，只為追查禁書的消息來源和內地訂購名單。
然後是創作及宗教自由。勾劃港人政治憂慮的電影《十年》，意外地獲得金像獎最佳電影榮譽，即遭到內地官方媒體強烈抨擊，電影公司的老闆們馬上要求修改金像獎頒獎機制，而與電影製作人沾上關係的基督教團體亦遭到報復，其於內地的慈惠事工被整肅。
除了自由受損，公義也備受威脅。就在立法會會期結束之際，廉政公署出現人事大地震，負責調查特首涉收受利益案的女主管，在長期署任執行處首長一職後突然被撤銷署任，她在憤怒無奈下辭職抗議。被欽點接任執行處首長的男主管，亦突然宣佈辭職，並獲廉政專員接納，及後在內部員工集體抗議力撐下，廉政專員才轉軚挽留，反映廉署內部人事不穩、軍心大亂，一支獨立而專業的反腐執法部隊正面臨前所未見的政治危機。
至於負責香港日常治安的警隊，也同樣跌入政治化的漩渦。二○一四年的佔領運動，警隊施放大量催淚彈，引起本地及國際社會質疑，特區政府事後沒有按傳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大型社會運動引發的執法爭議作公平公正的調查，藉此平息社會爭議，結果導致警隊與年輕示威者互不信任，互相敵視。本來形象中立的警隊，被一些市民看成為政府打壓示威的政治工具，公信力評分大跌，前線警員執法時遇到的困難和危險亦顯著上升。
面對這一連串令人擔憂的變化，不論是親建制或親泛民人士，不論有沒有宗教信仰，只要頭腦清醒、記憶健全，都明白到今天的香港和四年前的香港已經非常不一樣，今屆立法會選舉和數月後的行政長官選舉，關乎的不再是尋常的爭議，例如社會福利多一些少一些，或者民主發展步伐快一些慢一些，如今港人面對的核心政治議題是：過去四年的治港方針及施政作風，是否會延續下去？相比之下，樓價何時從兩萬元一呎回落到萬五元一呎，標準工時如何立法，或者立法會可否減少拉布，便顯得次要了。
過去投票支持建制派的信徒，如今面對的難題是，如果繼續投票給建制派，而最終建制派取得勝利，立法會議席有所增加，則北京將會認定，過去四年的治港方針和施政作風是對的，未來就會繼續這一套方針和作風，甚至加碼實施；如果不投票給建制派，又實在無法認同泛民主派在議會內的作風，該怎麼辦？不投票？投白票？只投票給大熱門而不配票給副選名單？以上每一個抉擇都很不容易。
過去投票支持泛民主派的信徒，如今面對的難題是，傳統的泛民黨派和新興的本土派都有多張名單參選，選擇好像很多，但大部份候選人名字都很陌生，花多眼亂，不知如何抉擇。如果一窩蜂投票給少數知名度高的候選人，令其得票遠高於入場門檻，就會造成選票浪費；如果把票投給名不見經傳的候選人，又怕其得票遠低於入場門檻，同樣會造成選票浪費。要恰如其份地發揮每張選票應有的效果，就要仔細研究各張名單的支持度排序調查，把一家人的幾張選票妥善分配給最有希望的幾個人，這樣做很不容易。
儘管很不容易，但我們若要忠於時代的召喚，履行公民的責任，就要盡力去辨識時代，辨識責任。
（時代辨識系列之二）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