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权欺凌弱小，只会带来顽硬的反抗。正如近日选委会接连撤消了几位曾经支持「港独」的立法会议席参选人的资格，便可能趋促了激烈抗争的出现：「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When Dictatorship is a fact, Revolution becomes a duty）。1 选委会的决定，问题不在于否决了谁没有资格参选，而是在法定规则下，以强权潜建了新规定，让异己者失去法定呐喊平台来要胁自己，企图令异己者无法发出动摇到自己权力的声音。现在当权者就正因心中惧怕被要胁、惧怕权力被动摇，于是便以强权握杀呐喊者，借此掩饰心中的惧怕。可是，此做法，我肯定会事与愿违，因为当制度下合法的呐喊渠道被封杀，只会迫使呐喊者走上更激烈及无底线的抗争！难道当权者重蹈覆辙，真的以为用霸道就能压下反对的声音？你还看到秉持公义的上帝吗？
在十七世纪，英国国教会经过政权（Jame II vs William III & Mary II）和教权（Latitudinarian vs Non juror）的内斗，为了巩固势力，对异于自己的声音进行打压，借此控制意识形态，确保在帝国下的「江湖地位」。于是，纵使在十七世纪有Antony Horneck在国教会体制下宣扬从心的敬虔信仰，国教会的大主教们仍然坚持「从心的信仰」（religion of heart）只是冲动，绝不能是信仰基础的核心。这让英格兰人的信仰，只能停留和建基于由国教会施行的礼仪和掌控的神学理论上；国教会也借此控制人民意识形态，巩固地位。然而，以霸道真的能防止反对声音的出现吗？公义的上帝选上爱护着当时代，并为她预留了「抗争者」——约翰卫斯理就在那时代出现了。
约翰卫斯理在一七三五至一七三七年在乔治亚洲从心底里经历了信仰的转化，一七三八年五月更在伦敦确认了「从心的信仰」；他从心底里被上帝的灵所溶化。自此，他知道从心底里的转化、切切由心与上帝的灵连系，才是信仰的核心。一七三九年四月，在圣洁会同伴George Whitefield的邀请下，约翰卫斯理到了布里斯托（Bristol），并公开在教会外宣扬「从心而发」才是信仰核心的好消息。但这无疑挑战了当时国教会企图用控制意识形态来巩固势力的手段：怎能在「教会」外的地方可以有宣讲？怎能在国教会的教导外有正确的信仰信息？国教会于是开始打压约翰卫斯理宣讲信息，禁止这些他们认为能够「煽动群众」、「动摇稳定」的福音信息。然而，我再说：当制度下合法的呐喊渠道被封杀，只会迫使呐喊者走上更激烈的抗争。约翰卫斯理于是便掷地有声地回答说：「怎么不能？」「世界为我牧区！」不错，世界为我牧区，我们怎可以向无理的强权低头？
国教会似乎无法压制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和伦敦宣扬「威胁到国教会安全稳定」的信息，国教会于是继续压制约翰卫斯理的言论。一七四二年六月，约翰卫斯理回乡——爱华镇（Epworth town）。身为国教会牧师，约翰卫斯理竟在崇拜即将开始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被禁止在教会证道，什至被禁止领祷。此外，教会在讲道中更暗斥约翰卫斯理以「从心的信仰」摧毁圣灵的工作。我重申：当制度下合法的呐喊渠道被封杀，而呐喊者更被控以无理的指控，这只会迫使呐喊者走上更激烈的抗争！于是带着悲痛的心情，约翰卫斯理跑到父亲的坟墓上大喊：「天国不是为酒、肉而存在，天国是要带来圣灵里的公义、和平和喜乐。」2不错，如果我信天国在人间，信仰便不会是为「酒」、「肉」而存在，而是无惧强权压力，誓要呐喊和履行时代的公义，带来「真．和平和喜乐」。约翰卫斯理看到「从心的信仰」为当时代所需要呐喊的真理，便不畏强权，继续向当权者宣布：「如果有人视从心的信仰为颠覆教会的手段，这便是邪恶。」3约翰卫斯理的这个取态，便是今日循道运动中，为公义而抗衡当权者霸权的行动基础，也是今天为被撤销立法会参选资格的人士站台的理据。
虽然强权今天已经欺凌弱小，可是我们绝不可以向无理的强权低头。来！我们都来认信公义的上帝仍爱护我们的香港；我们都来诚心祝福那些时代的呐喊者，让他们能高呼「世界为我选区」。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8.4）
1.帕斯卡·梅西耶，里斯本夜车（Night Train to Lisbon）。故事叙述1974年葡萄牙爆发的康乃馨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