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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韦安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暴力〉提出「另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带出好邻舍应阻止强盗天天出门抢劫，而非每次「感觉良好地」向受害者「贴胶布」，从而挑战读者反思好撒玛利亚人在今天香港处境下的定义，应针对制度改革，非个人关怀。在最后一段，他清楚交代自己对「坚」好撒玛利亚人的看法：「今日的香港，实体的强盗『不存在』——因为强盗无处不在，强盗成为一个客体，强盗成了一个结构。因此，教会活在强盗系统中，唯有从这系统中醒觉，对抗这客体，才能成为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不然，不停在结构暴力中贴胶布只是一种『好撒玛利亚人的暴力』。不是吗？一边弄伤你的伤口，一边为你贴胶布。很变态的啊。」（编按：该文原载本报「时代．粉红」专栏﹝只供订户浏览﹞，作者修订后刊登至其Facebook专页）
受到陈韦安的启发，让我想到「第三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落在强盗手中，被剥去衣裳打个半死。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看见那人，就动了慈心，正当他想上前替他包裹伤处时，忽然灵机一动，想到若强盗每天出动，他每天都看到被打个半死的人，事后的包裹补救似乎不能真正帮助他们。于是，他决定向管治者表达意见，要求他们从各方面根治强盗问题，包括增拨士兵巡逻改善治安等。然而，经过长年累月的争取，管治者一直推塘及拖延，他花了多年时间与管治者周旋。后来他发现开明政制才是更根源的问题，于是他在晚年要求管治者进行政制改革，又研究各种政制方法的利弊，向管治者提出建议，但都没有回应。他每天前往管治架构表达意见时，都经过很多落在强盗手中的伤者，却因着尽快及真正解决「制度上的强盗」及「隐性的暴力」的理由没有上前帮助，并继续每天扮演「好邻舍」的角色。
制度改革比个人关怀有效？
我认同这个撒马利亚人作了「好邻舍」的其中一面，而社会关怀有两个面向，分别是着重宏观的「制度」改革及微观的「个人」关怀。以贫穷问题为例，着重「制度」改革的社关会面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改善贫穷人生活，如最低工资立法、增加综援金额、制定官方贫穷线等。着重「个人」关怀的社关则会面向社会，亲身关心基层朋友、送赠物资、开放教会给无家者避寒等。以上两者谁是更有效的社会关怀是充满争议的课题，我曾在中学生团契带领社关周会时，以此作开首的辩论，让他们讨论一番，反思不同社会关怀的好坏。然而，陈韦安似乎认为此辩论题目是伪命题，不存在争议，因为他认为「制度」改革才是社会关怀，用他的形容便是「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相反，个人关怀「只是一种『好撒玛利亚人的暴力』」，而且「很变态的啊」。究竟个人关怀是否一无是处、代表着不关心制度改革，什至是需要被谴责的变态暴力呢？抑或制度改革也有其限制，把两者看成矛盾对立是一种非黑即白的逻辑谬误呢？
以下我会分析「制度」及「个人」面向的社会关怀有何利弊及我的看法。首先，「制度」改革最明显的好处是有广泛的受惠群众，而且他们是长期受惠，这正补足「个人」关怀可能出现的限制：只有小部份人在部份日子（如中秋）受惠。然而，制度改革也不是万灵丹。正如上述故事一样，即使在民主社会，制度改革需要长年累月的争取、谘询及立法程序才有初步成果，如香港的最低工资就争取了整整六年才立法，而标准工时至今仍未有。漫长的争取岁月令基层朋友继续在不合理的贫穷下生活。此外，一刀切及冰冷的制度未必充份了解及满足受惠者的真正需要，很多时「派钱」不能真正帮助他们的所需，还有心灵需要及社会对拿福利人士的偏见等文化问题。
加强民主社会的道德及公民价值
个人关怀虽然有限制，但有不少压倒性的好处。例如亲身接触和倾谈能真正了解受惠者需要，可协助制定更贴地的政策及减少社会因无知而对他们的偏见。例如我曾以为拾荒者淋水在纸皮上只为呃秤，但当亲身与他们交流时，才发现回收商会降低湿透纸皮的价钱，而拾荒者弄湿纸皮的原因是为了把多块笨重的纸皮黏在一起，方便运输。若我没有亲身接触他们，我不会知道原来一直错怪他们。此外，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心灵关怀更温暖。我曾在某年寒冬晚上带了数十条全新颈巾送赠拾荒长者，但最后发现他们笑得最灿烂不是收到颈巾，而是有人聆听他们的故事，关心他们，原来颈巾只是可有可无的工具，最温暖是人的真心关怀，当晚我只送了一条颈巾，却跟不同长者有愉快的分享。但说到最尾，我始终认为个人关怀最大的好处，是它能加强民主社会的道德及公民价值。若香港不同社群（如社区、宗教组织等）能打破冷漠，关心身边的长者、街上的无家者等，便可以体现民主社会的自我管治（self-government）精神，不需过份倚赖政府及相关制度。另一方面，个人关怀能在相关制度仍未订立时已可以行动，关怀有需要的群体，他们便不用等到天荒地老才可以受惠。
我什至认为个人关怀比制度改革更有效，即使有刚才提及的限制，也可以透过不同社群鼓励社会大众一起关怀社会而消除，而形成一种关爱文化，成为香港人的核心价值：不只是大时大节才探访独居长者，而是平时多关心身边的邻舍和街上遇见的无家者；不只是小部份愿意当义工人士的责任，更是所有香港人的共同责任。若由社会不同社群开始做起，例如超过三十万的基督徒先行动，我深信必会感染社会跟随，政府订立制度时也不能忽略这股巨大的文化，这才是真正民主自治的实践。
我以往一直相信制度改革是较好什至唯一有效的社会关怀，但当我亲身做过不少个人关怀的服侍后，开始体会到其不能取代的好处。加上对瞒酐无能的政府日渐失望时，我更认为好撒玛利亚人式的个人关怀不单不是暴力，更别具意义。相反，若所有关心社会的人都争取较遥远的制度改革，倚靠政府的自我完善的管治，而忽略咫尺身旁的邻舍需要我们亲身的即时关爱，会否才是真正的暴力？我们与其把过多期望放在没有可能短期实现的制度改善及无能政府身上，倒不如今天就实践自我管治的民主精神——自己邻舍自己爱。
总括而言，我在本文指出「贴胶布」式的个人关怀及针对「隐性暴力」的制度改革同样是「好邻舍」的社关实践，社会上不同人士和组织可按其感动及宗旨主力参与其中一个面向，但两者同样有其好处及限制，双方可合作互补，发挥最好的社关实践。希望以此回应一些主张制度改革的人士轻视个人关怀什至批评这做法为「暴力」的说法，给他们一幅更辽阔的社关图画。最后，我以效益、人性及政治角度论证个人关怀是更有效、更贴地及更民主的社关实践。
（分题为编者所拟）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