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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安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暴力〉提出「另一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帶出好鄰舍應阻止強盜天天出門搶劫，而非每次「感覺良好地」向受害者「貼膠布」，從而挑戰讀者反思好撒瑪利亞人在今天香港處境下的定義，應針對制度改革，非個人關懷。在最後一段，他清楚交代自己對「堅」好撒瑪利亞人的看法：「今日的香港，實體的強盜『不存在』——因為強盜無處不在，強盜成為一個客體，強盜成了一個結構。因此，教會活在強盜系統中，唯有從這系統中醒覺，對抗這客體，才能成為真正的『好撒瑪利亞人』。不然，不停在結構暴力中貼膠布只是一種『好撒瑪利亞人的暴力』。不是嗎？一邊弄傷你的傷口，一邊為你貼膠布。很變態的啊。」（編按：該文原載本報「時代．粉紅」專欄﹝只供訂戶瀏覽﹞，作者修訂後刊登至其Facebook專頁）
受到陳韋安的啟發，讓我想到「第三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人，落在強盜手中，被剝去衣裳打個半死。有一個撒瑪利亞人經過，看見那人，就動了慈心，正當他想上前替他包裹傷處時，忽然靈機一動，想到若強盜每天出動，他每天都看到被打個半死的人，事後的包裹補救似乎不能真正幫助他們。於是，他決定向管治者表達意見，要求他們從各方面根治強盜問題，包括增撥士兵巡邏改善治安等。然而，經過長年累月的爭取，管治者一直推塘及拖延，他花了多年時間與管治者周旋。後來他發現開明政制才是更根源的問題，於是他在晚年要求管治者進行政制改革，又研究各種政制方法的利弊，向管治者提出建議，但都沒有回應。他每天前往管治架構表達意見時，都經過很多落在強盜手中的傷者，卻因著盡快及真正解決「制度上的強盜」及「隱性的暴力」的理由沒有上前幫助，並繼續每天扮演「好鄰舍」的角色。
制度改革比個人關懷有效？
我認同這個撒馬利亞人作了「好鄰舍」的其中一面，而社會關懷有兩個面向，分別是著重宏觀的「制度」改革及微觀的「個人」關懷。以貧窮問題為例，著重「制度」改革的社關會面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議改善貧窮人生活，如最低工資立法、增加綜援金額、制定官方貧窮線等。著重「個人」關懷的社關則會面向社會，親身關心基層朋友、送贈物資、開放教會給無家者避寒等。以上兩者誰是更有效的社會關懷是充滿爭議的課題，我曾在中學生團契帶領社關周會時，以此作開首的辯論，讓他們討論一番，反思不同社會關懷的好壞。然而，陳韋安似乎認為此辯論題目是偽命題，不存在爭議，因為他認為「制度」改革才是社會關懷，用他的形容便是「真正的『好撒瑪利亞人』」，相反，個人關懷「只是一種『好撒瑪利亞人的暴力』」，而且「很變態的啊」。究竟個人關懷是否一無是處、代表著不關心制度改革，甚至是需要被譴責的變態暴力呢？抑或制度改革也有其限制，把兩者看成矛盾對立是一種非黑即白的邏輯謬誤呢？
以下我會分析「制度」及「個人」面向的社會關懷有何利弊及我的看法。首先，「制度」改革最明顯的好處是有廣泛的受惠群眾，而且他們是長期受惠，這正補足「個人」關懷可能出現的限制：只有小部份人在部份日子（如中秋）受惠。然而，制度改革也不是萬靈丹。正如上述故事一樣，即使在民主社會，制度改革需要長年累月的爭取、諮詢及立法程序才有初步成果，如香港的最低工資就爭取了整整六年才立法，而標準工時至今仍未有。漫長的爭取歲月令基層朋友繼續在不合理的貧窮下生活。此外，一刀切及冰冷的制度未必充份了解及滿足受惠者的真正需要，很多時「派錢」不能真正幫助他們的所需，還有心靈需要及社會對拿福利人士的偏見等文化問題。
加強民主社會的道德及公民價值
個人關懷雖然有限制，但有不少壓倒性的好處。例如親身接觸和傾談能真正了解受惠者需要，可協助制定更貼地的政策及減少社會因無知而對他們的偏見。例如我曾以為拾荒者淋水在紙皮上只為呃秤，但當親身與他們交流時，才發現回收商會降低濕透紙皮的價錢，而拾荒者弄濕紙皮的原因是為了把多塊笨重的紙皮黏在一起，方便運輸。若我沒有親身接觸他們，我不會知道原來一直錯怪他們。此外，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質，心靈關懷更溫暖。我曾在某年寒冬晚上帶了數十條全新頸巾送贈拾荒長者，但最後發現他們笑得最燦爛不是收到頸巾，而是有人聆聽他們的故事，關心他們，原來頸巾只是可有可無的工具，最溫暖是人的真心關懷，當晚我只送了一條頸巾，卻跟不同長者有愉快的分享。但說到最尾，我始終認為個人關懷最大的好處，是它能加強民主社會的道德及公民價值。若香港不同社群（如社區、宗教組織等）能打破冷漠，關心身邊的長者、街上的無家者等，便可以體現民主社會的自我管治（self-government）精神，不需過份倚賴政府及相關制度。另一方面，個人關懷能在相關制度仍未訂立時已可以行動，關懷有需要的群體，他們便不用等到天荒地老才可以受惠。
我甚至認為個人關懷比制度改革更有效，即使有剛才提及的限制，也可以透過不同社群鼓勵社會大眾一起關懷社會而消除，而形成一種關愛文化，成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不只是大時大節才探訪獨居長者，而是平時多關心身邊的鄰舍和街上遇見的無家者；不只是小部份願意當義工人士的責任，更是所有香港人的共同責任。若由社會不同社群開始做起，例如超過三十萬的基督徒先行動，我深信必會感染社會跟隨，政府訂立制度時也不能忽略這股巨大的文化，這才是真正民主自治的實踐。
我以往一直相信制度改革是較好甚至唯一有效的社會關懷，但當我親身做過不少個人關懷的服侍後，開始體會到其不能取代的好處。加上對瞞酐無能的政府日漸失望時，我更認為好撒瑪利亞人式的個人關懷不單不是暴力，更別具意義。相反，若所有關心社會的人都爭取較遙遠的制度改革，倚靠政府的自我完善的管治，而忽略咫尺身旁的鄰舍需要我們親身的即時關愛，會否才是真正的暴力？我們與其把過多期望放在沒有可能短期實現的制度改善及無能政府身上，倒不如今天就實踐自我管治的民主精神——自己鄰舍自己愛。
總括而言，我在本文指出「貼膠布」式的個人關懷及針對「隱性暴力」的制度改革同樣是「好鄰舍」的社關實踐，社會上不同人士和組織可按其感動及宗旨主力參與其中一個面向，但兩者同樣有其好處及限制，雙方可合作互補，發揮最好的社關實踐。希望以此回應一些主張制度改革的人士輕視個人關懷甚至批評這做法為「暴力」的說法，給他們一幅更遼闊的社關圖畫。最後，我以效益、人性及政治角度論證個人關懷是更有效、更貼地及更民主的社關實踐。
（分題為編者所擬）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