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学校公民使命」是指「借着教育,培育具政治醒觉、丰富的公民知识、有批判性思考,认同及持守民主,人权、自由、公义、法治、国民身份认同、廉洁等核心价值和积极参与,塑造公义社会的公民的使命」。笔者认为这使命,对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至为重要,因为这使命能有效培育民主人格和文化。但可惜的是,因着工具化和非政治化思维的影响,一直以来,香港的教育,大都忽略了这使命。结果,学校教育成为培育政治文盲和顺民的场所。但从二○○九年开始,因着通识科的出现,情况已有一定改善。
近年,中央政府多次说港人不懂《基本法》,要重新学习「重一国、轻两制」的《基本法》,这做法不利于捍卫香港核心价值,有损一国两制。随着二○四七年的临近,港人的担忧愈来愈强烈,移民潮再开始活跃!笔者认为,为了保护下一代,加强推动「学校公民使命」,实在是刻不容缓!下文会集中处理,在现况思考「学校公民使命」,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暴力与和平」。至于,其他重要的因素,可参阅梁恩荣、吕洁青(2015)。
从占领运动及「鱼旦事件」看到,似乎愈来愈多的年轻人使用非传统的模式来参与政治,包括公民抗命,什至使用暴力抗争。笔者的基本立场是肯定「和理非」的做法,但完全明白和谅解勇武者的行动。很多时侯,我们对暴力的理解,非常狭窄,忽略了其多元性。「和平教育」学的文献提供了理解暴力的广阔的空间,简介如下(Galton, 1969):
何谓暴力?
※定义为任何对个人实际肉体和思想潜力的不合理控制,以致个人的实际情况远离其潜力可达至的情况,因而造成不同情况的伤害。
暴力的分类:
※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physical):主体施行有意图的行为,受体可能因此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直接暴力是显露的。
※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与直接暴力相比,结构性暴力的主体难以确定,但同直接暴力给人类造成的痛苦是一样的。结构性暴力主要是基于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文化等传统因素对人的潜力的限制和伤害。具体包括:专制政体,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关系、社会歧视等方面。结构性暴力是隐藏的,有时被称为社会不公义。
※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指的是借着思想、宗教、意识形态等来合法化、合理化、常规化结构性暴力,使结构性暴力成为「正确的」,或者至少是没有错的。
文献指出在结构性和文化暴力的长期压抑,诉求经年累月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是会孕育出直接暴力的,也可能引致直接暴力的重覆出现,故这些被迫出来的暴力是可谅解的。笔者认为香港近期所出现的直接暴力,实在是对长期的结构性暴力的强烈反弹!从暴力的相反观念「和平」来分析,可得出「暴力」和「和平」的关系如下:

上图指出要达到真正的和平(正面和平+负面和平),一定要消除直接、结构性和文化暴力,意指必需处理社会的不公义及维持这不公义制度的论述;只处理直接暴力,而不处理结构性和文化暴力所得的和平并不是真和平。没有公义的和平是假和平!但很不幸的是,现时香港不少论述都忽略结构性暴力所做成的恶果,而只集中谴责直接暴力。对于香港公民教育老师来说,笔者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结构性暴力的霸权下,怀着明白和谅解勇武者的心态,与他╱她们对话、同行,深入探讨暴力与和平的议题,并培育「和理非」的政治文化。笔者尝试提出抛砖引玉的方向:
一、持久并有计划地培育「和理非」的政治文化╱民主人格╱公民质素
不同学者(陈祖为, 2016;Cohen, 1971)有不同的强调重点,也可能采用不同的名词,但大致包括下述的态度、价值和能力:相信错误难免、重视实践的验证、缜密思考、持批判的态度、要有灵活性、要有现实的态度、在持守原则的情况下愿意妥协、能容忍、要客观、要有信心、分寸感、解决纷争的能力、复和的能力等。
二、加强对暴力与和平全面的理解
笔者认为公民教育老师应加强有关暴力与和平的教育。一方面对勇武者表达了明白和谅解,有助于建立对话的信任基础;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提升港人对暴力与和平的全面认识,扩大对结构性暴力的不满,最终成为改变的力量。
三、比较暴力╱非暴力抗争
与同学比较两者,有助于他╱她们思考和作出决择。文献(Nepstad, 2013;Stephan & Clenoweth, 2008)指出,不论面对的抗争对手是民主或非民主的,采用非暴力抗争比暴力抗争更有效。首先,参与抗争的人数愈多,胜出的机会愈大;一般而言,非暴力抗争的道德感染力比暴力抗争强,能更有效说服群众参与。若当权者对抗争者施以暴力镇压,群众对非暴力抗争者也会有较大的支持,什至可能对镇压者作出较大的反弹。当警察在金钟施放催泪弹后,鼓动了不少港人上街保护学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文献也指出面对非暴力抗争者的道德勇气,当权者的镇压工具有较大机会变节,放下屠刀。反之,面对暴力抗争者,当权者的镇压工具会因着抗争者的勇武,出于自保、会更加团结,加大镇压的力度!此外,由于暴力必然孕育暴力,纵然暴力抗争者能以武力压倒当权者的镇压工具,其结果是否会达致真正的和平,实是存疑!最后,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面对港府及其背后的中央政府的镇压工具,香港的勇武抗争,实在是近乎飞蛾扑火,以卵击石!
四、建立公义校园
按上述的观点,杜绝学校的结构性和直接暴力,建立公义的校园,诚是最有效培育「和理非」文化的方法。
最后,笔者强调,作为公民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责任是协助同学从多角度来深入分析和反思事物,也要提醒他╱她们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底线,及一切行动可导致的结果。至于,最后同学如何决定?是否参与抗争?用何种策略,暴力?非暴力?若采用非暴力,以什么准则来做道德价值底线?……等问题,则应是同学经深思熟虑后,负责任的决定。
参考文献:
Galtung, J. (1969).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67-191.
Nepstad, S.E. (2013). Nonviolent civil resistance a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y Compass. 7, 590-598.
Stephan, M.J. & Clenoweth, E. (2008).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1), 7-44.
Cohen, C.(1971), 聂崇信、朱秀贤译(1989)。«民主概论»。香港:商务印书馆。
陈祖为 (2016)。为「温和」 正名。 下载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09-opinion-chanchowai-moderate/
梁恩荣、吕洁青 (2015) 「后占领运动时期」的公民教育 。《明报》, 2015-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