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學校公民使命」是指「藉著教育,培育具政治醒覺、豐富的公民知識、有批判性思考,認同及持守民主,人權、自由、公義、法治、國民身份認同、廉潔等核心價值和積極參與,塑造公義社會的公民的使命」。筆者認為這使命,對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至為重要,因為這使命能有效培育民主人格和文化。但可惜的是,因著工具化和非政治化思維的影響,一直以來,香港的教育,大都忽略了這使命。結果,學校教育成為培育政治文盲和順民的場所。但從二○○九年開始,因著通識科的出現,情況已有一定改善。
近年,中央政府多次說港人不懂《基本法》,要重新學習「重一國、輕兩制」的《基本法》,這做法不利於捍衛香港核心價值,有損一國兩制。隨著二○四七年的臨近,港人的擔憂愈來愈強烈,移民潮再開始活躍!筆者認為,為了保護下一代,加強推動「學校公民使命」,實在是刻不容緩!下文會集中處理,在現況思考「學校公民使命」,要注意的一個重要因素:「暴力與和平」。至於,其他重要的因素,可參閱梁恩榮、呂潔青(2015)。
從佔領運動及「魚旦事件」看到,似乎愈來愈多的年輕人使用非傳統的模式來參與政治,包括公民抗命,甚至使用暴力抗爭。筆者的基本立場是肯定「和理非」的做法,但完全明白和諒解勇武者的行動。很多時侯,我們對暴力的理解,非常狹窄,忽略了其多元性。「和平教育」學的文獻提供了理解暴力的廣闊的空間,簡介如下(Galton, 1969):
何謂暴力?
※定義為任何對個人實際肉體和思想潛力的不合理控制,以致個人的實際情況遠離其潛力可達至的情況,因而造成不同情況的傷害。
暴力的分類:
※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physical):主體施行有意圖的行為,受體可能因此受到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直接暴力是顯露的。
※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與直接暴力相比,結構性暴力的主體難以確定,但同直接暴力給人類造成的痛苦是一樣的。結構性暴力主要是基於社會、經濟、制度、政治、法律、文化等傳統因素對人的潛力的限制和傷害。具體包括:專制政體,不合理的經濟制度、經濟和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關係、社會歧視等方面。結構性暴力是隱藏的,有時被稱為社會不公義。
※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指的是藉著思想、宗教、意識形態等來合法化、合理化、常規化結構性暴力,使結構性暴力成為「正確的」,或者至少是沒有錯的。
文獻指出在結構性和文化暴力的長期壓抑,訴求經年累月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是會孕育出直接暴力的,也可能引致直接暴力的重覆出現,故這些被迫出來的暴力是可諒解的。筆者認為香港近期所出現的直接暴力,實在是對長期的結構性暴力的強烈反彈!從暴力的相反觀念「和平」來分析,可得出「暴力」和「和平」的關係如下:

上圖指出要達到真正的和平(正面和平+負面和平),一定要消除直接、結構性和文化暴力,意指必需處理社會的不公義及維持這不公義制度的論述;只處理直接暴力,而不處理結構性和文化暴力所得的和平並不是真和平。沒有公義的和平是假和平!但很不幸的是,現時香港不少論述都忽略結構性暴力所做成的惡果,而只集中譴責直接暴力。對於香港公民教育老師來說,筆者認為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結構性暴力的霸權下,懷著明白和諒解勇武者的心態,與他╱她們對話、同行,深入探討暴力與和平的議題,並培育「和理非」的政治文化。筆者嘗試提出拋磚引玉的方向:
一、持久並有計劃地培育「和理非」的政治文化╱民主人格╱公民質素
不同學者(陳祖為, 2016;Cohen, 1971)有不同的強調重點,也可能採用不同的名詞,但大致包括下述的態度、價值和能力:相信錯誤難免、重視實踐的驗證、縝密思考、持批判的態度、要有靈活性、要有現實的態度、在持守原則的情況下願意妥協、能容忍、要客觀、要有信心、分寸感、解決紛爭的能力、復和的能力等。
二、加強對暴力與和平全面的理解
筆者認為公民教育老師應加強有關暴力與和平的教育。一方面對勇武者表達了明白和諒解,有助於建立對話的信任基礎;另一方面則有助於提昇港人對暴力與和平的全面認識,擴大對結構性暴力的不滿,最終成為改變的力量。
三、比較暴力╱非暴力抗爭
與同學比較兩者,有助於他╱她們思考和作出決擇。文獻(Nepstad, 2013;Stephan & Clenoweth, 2008)指出,不論面對的抗爭對手是民主或非民主的,採用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更有效。首先,參與抗爭的人數愈多,勝出的機會愈大;一般而言,非暴力抗爭的道德感染力比暴力抗爭強,能更有效說服群眾參與。若當權者對抗爭者施以暴力鎮壓,群眾對非暴力抗爭者也會有較大的支持,甚至可能對鎮壓者作出較大的反彈。當警察在金鐘施放催淚彈後,鼓動了不少港人上街保護學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文獻也指出面對非暴力抗爭者的道德勇氣,當權者的鎮壓工具有較大機會變節,放下屠刀。反之,面對暴力抗爭者,當權者的鎮壓工具會因著抗爭者的勇武,出於自保、會更加團結,加大鎮壓的力度!此外,由於暴力必然孕育暴力,縱然暴力抗爭者能以武力壓倒當權者的鎮壓工具,其結果是否會達致真正的和平,實是存疑!最後,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面對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央政府的鎮壓工具,香港的勇武抗爭,實在是近乎飛蛾撲火,以卵擊石!
四、建立公義校園
按上述的觀點,杜絕學校的結構性和直接暴力,建立公義的校園,誠是最有效培育「和理非」文化的方法。
最後,筆者強調,作為公民教育工作者,我們的責任是協助同學從多角度來深入分析和反思事物,也要提醒他╱她們一些基本的道德價值底線,及一切行動可導致的結果。至於,最後同學如何決定?是否參與抗爭?用何種策略,暴力?非暴力?若採用非暴力,以甚麼準則來做道德價值底線?……等問題,則應是同學經深思熟慮後,負責任的決定。
參考文獻:
Galtung, J. (1969).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67-191.
Nepstad, S.E. (2013). Nonviolent civil resistance a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y Compass. 7, 590-598.
Stephan, M.J. & Clenoweth, E. (2008).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1), 7-44.
Cohen, C.(1971), 聶崇信、朱秀賢譯(1989)。«民主概論»。香港:商務印書館。
陳祖為 (2016)。為「温和」 正名。 下載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09-opinion-chanchowai-moderate/
梁恩榮、呂洁青 (2015) 「後佔領運動時期」的公民教育 。《明報》, 2015-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