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基事件

这星期，中国政府被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先生六月十六日记者招待会一事振动了，以致它运用各种方法打击林荣基言论，包括找铜锣湾书店其馀三位人士和林荣基女友公开否定林荣基说法、《环球时报》评论等。简单来说，二零一五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和职员五人陆续失踪，后来证实在中国。股东之一李波在香港境内失踪，香港社会广泛关注，因为这牵涉中国警察过境在香港执法，破坏一国两制。

然而，李波承认「自愿偷渡回内地协助调查」（为何不按正常途径回内地？），以此淡化中国政府责任。除桂民海外，四人先后回港（执笔之际，吕波和张志平再返回内地），但只有林荣基选择公开披露其失踪八个月，在中国经历的拘押、提审、被拍片、被要求指认禁书订户资料等事。

大部份香港人认为林荣基的遭遇确认香港人一直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即中国政府破坏一国两制。事实上，类似林荣基的遭遇在国内并非罕有，因为中国对刑事公正的意识极之薄弱。从没有想像这样的事会发生在香港人在香港做中国政府认为不合法的事终于发生了。

道德力量

面对中国政府对香港事务的粗暴干预，香港人可以抗衡的政治力量很有限（虽然有人提出自决和独立，但这只流于口号，没有实质内容）。虽是如此，但像任何弱势者，香港人仍有一定的道德力量。这是政治力量无法禁止和消灭。道德力量可能在可见的将来战不过坦克，但道德力量不会被坦克毁灭，因为历史证明坦克是短暂，道德却是持续。

然而，道德力量不是尼采的《论道德的系谱》描述作为弱者的羔羊之自我保护和欺骗工具，而是作为人和人际社会不可缺的生命力。这社会的生命力不是基于人的自私，而是基于对超越的追求。在林荣基事件上，这是讲真话。事实上，中国政府善用的「白色恐怖」也胜不过道德力量对林荣基的影响。

讲真话

纵使众人不相信你的经历，并指控你只是一面之词时，讲真话者仍要坚持不加不减地讲真话。林荣基不知道为何中国政府让他自由出境和入境（他仍受两位人士监察），但事实就是如此发生了。有人认为这做法不合乎常理，所以，林荣基对中国政府的指控是无中生有，但我们也不明白为何中国政府要拆掉浙江省教会的十字架，制造政府与基督宗教无需要的紧张关系。这做法也不合乎常理，但却真实地发生。

真话的基础是事实，而非诠释。诠释不是用来否定事实，只是事实之后。当中国政府习惯不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态度处理问题时，我们只有选择站在弱势一方，要求中国政府作出合理交代，而非质疑弱势者的见证。

讲真话是要付代价，什至将自己陷于自责中，因为谎言常以暴力压抑真话。林荣基将他在中国八个月的经历说了。这可能是他的一种释放，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公开向其女友说对不起，也关心铜锣湾书店同事的安全。香港人利益还是他的女友和他的同事利益重要？不论他的选择如何，他始终也要背负对任何一方无法补偿的罪疚。

有人批评说：「林荣基才是最大的得益者，因为他现在是最安全了。」我们不否定有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所谓讲真话没有任何内疚和自责，因为牺牲别人已被视为最合理不过了。

面对一个更高道德要求的呼唤时，我们没有不讲真话的选择。林荣基说：「原本已经打算依照中央要求，前往内地交出读者资料的硬碟，但途中再三挣扎，又被香港六千人上街支持自己而感动，最终改变决定，在港铁九龙塘站出闸，没有回内地去。」他说：「我怕我的读者受到影响，他们会以为香港或者我出卖他们。」

良知是功利主义或原则主义以外的道德思考，以呼唤方式向人提出一个存在性选择。在良知呼唤下，人被推进一个境况，只有真实地回应良知呼唤，他才实现或成为「人」。然而，「党性」和利益使人失去良知、恐惧使人压抑良知。这正是中国社会的现况。香港人愿跟上中国这条路吗？

积极的「旁观者」

若谎言之可以发生，因为有人选择主动或被动参与说谎言的话，真话之可以讲出来，因为有人紧张真话、有人选择以真诚生活，并愿意为真话牺牲。香港社会有这样的人吗？我们的社会可以培养出这样的人吗？人数虽不多，但有六千人上街支持铜锣湾书店已成为林荣基很宝贵的支持。

这使我想起希伯来圣经一个故事。面对以色列王亚哈及皇后耶洗别的追击，代表耶和华上主的先知以利亚终于泄气了。他自怨，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王上十九10）

上主回应他：

「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亲吻巴力的。（王上十九18）

我们不一定会有林荣基的遭遇（希望不会有），但我们不是路人甲，反是积极的「旁观者」，即紧张真话、选择以真诚生活，并愿意为真话牺牲。教会培育了这样的信徒吗？学校培养了这样的一代吗？公民社会培养这样的公民吗？

（编按：蒙作者允准转载自台湾《传扬论坛》，网址：http://weproclaimhim.com）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