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事件

這星期，中國政府被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先生六月十六日記者招待會一事振動了，以致它運用各種方法打擊林榮基言論，包括找銅鑼灣書店其餘三位人士和林榮基女友公開否定林榮基說法、《環球時報》評論等。簡單來說，二零一五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和職員五人陸續失蹤，後來證實在中國。股東之一李波在香港境內失蹤，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因為這牽涉中國警察過境在香港執法，破壞一國兩制。

然而，李波承認「自願偷渡回內地協助調查」（為何不按正常途徑回內地？），以此淡化中國政府責任。除桂民海外，四人先後回港（執筆之際，呂波和張志平再返回內地），但只有林榮基選擇公開披露其失蹤八個月，在中國經歷的拘押、提審、被拍片、被要求指認禁書訂戶資料等事。

大部份香港人認為林榮基的遭遇確認香港人一直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即中國政府破壞一國兩制。事實上，類似林榮基的遭遇在國內並非罕有，因為中國對刑事公正的意識極之薄弱。從沒有想像這樣的事會發生在香港人在香港做中國政府認為不合法的事終於發生了。

道德力量

面對中國政府對香港事務的粗暴干預，香港人可以抗衡的政治力量很有限（雖然有人提出自決和獨立，但這只流於口號，沒有實質內容）。雖是如此，但像任何弱勢者，香港人仍有一定的道德力量。這是政治力量無法禁止和消滅。道德力量可能在可見的將來戰不過坦克，但道德力量不會被坦克毀滅，因為歷史證明坦克是短暫，道德卻是持續。

然而，道德力量不是尼采的《論道德的系譜》描述作為弱者的羔羊之自我保護和欺騙工具，而是作為人和人際社會不可缺的生命力。這社會的生命力不是基於人的自私，而是基於對超越的追求。在林榮基事件上，這是講真話。事實上，中國政府善用的「白色恐怖」也勝不過道德力量對林榮基的影響。

講真話

縱使眾人不相信你的經歷，並指控你只是一面之詞時，講真話者仍要堅持不加不減地講真話。林榮基不知道為何中國政府讓他自由出境和入境（他仍受兩位人士監察），但事實就是如此發生了。有人認為這做法不合乎常理，所以，林榮基對中國政府的指控是無中生有，但我們也不明白為何中國政府要拆掉浙江省教會的十字架，製造政府與基督宗教無需要的緊張關係。這做法也不合乎常理，但卻真實地發生。

真話的基礎是事實，而非詮釋。詮釋不是用來否定事實，只是事實之後。當中國政府習慣不以公開、公平和公正的態度處理問題時，我們只有選擇站在弱勢一方，要求中國政府作出合理交代，而非質疑弱勢者的見證。

講真話是要付代價，甚至將自己陷於自責中，因為謊言常以暴力壓抑真話。林榮基將他在中國八個月的經歷說了。這可能是他的一種釋放，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公開向其女友說對不起，也關心銅鑼灣書店同事的安全。香港人利益還是他的女友和他的同事利益重要？不論他的選擇如何，他始終也要背負對任何一方無法補償的罪疚。

有人批評說：「林榮基才是最大的得益者，因為他現在是最安全了。」我們不否定有這樣的人，但這樣的人所謂講真話沒有任何內疚和自責，因為犧牲別人已被視為最合理不過了。

面對一個更高道德要求的呼喚時，我們沒有不講真話的選擇。林榮基說：「原本已經打算依照中央要求，前往內地交出讀者資料的硬碟，但途中再三掙扎，又被香港六千人上街支持自己而感動，最終改變決定，在港鐵九龍塘站出閘，沒有回內地去。」他說：「我怕我的讀者受到影響，他們會以為香港或者我出賣他們。」

良知是功利主義或原則主義以外的道德思考，以呼喚方式向人提出一個存在性選擇。在良知呼喚下，人被推進一個境況，只有真實地回應良知呼喚，他才實現或成為「人」。然而，「黨性」和利益使人失去良知、恐懼使人壓抑良知。這正是中國社會的現況。香港人願跟上中國這條路嗎？

積極的「旁觀者」

若謊言之可以發生，因為有人選擇主動或被動參與說謊言的話，真話之可以講出來，因為有人緊張真話、有人選擇以真誠生活，並願意為真話犧牲。香港社會有這樣的人嗎？我們的社會可以培養出這樣的人嗎？人數雖不多，但有六千人上街支持銅鑼灣書店已成為林榮基很寶貴的支持。

這使我想起希伯來聖經一個故事。面對以色列王亞哈及皇后耶洗別的追擊，代表耶和華上主的先知以利亞終於泄氣了。他自怨，

「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們還要追殺我。」（王上十九10）

上主回應他：

「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親吻巴力的。（王上十九18）

我們不一定會有林榮基的遭遇（希望不會有），但我們不是路人甲，反是積極的「旁觀者」，即緊張真話、選擇以真誠生活，並願意為真話犧牲。教會培育了這樣的信徒嗎？學校培養了這樣的一代嗎？公民社會培養這樣的公民嗎？

（編按：蒙作者允准轉載自台灣《傳揚論壇》，網址：http://weproclaimhim.com）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