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及韦利蒙（William H. Willimon）在《异类侨居者所居之处》（Where Resident Aliens Live: Exercises for Christian Practice）曾指出「我们需要一些拥有技能的牧者，他们能分析我们当下的践行，质问这些践行是服事哪一个社会秩序，并带领我们进入特殊的基督教习惯¹。」这是因为不同践行将体现出迥异的意义²。故此，牧者首要之责，便要学习辨识，而这同时是教会首要之务。曹伟彤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院讯内，以〈教导：知所辨识〉为题，便一语中的地道出辨识的真义：「辨识……不是一套在议会式辩论程序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一种追寻真理的运作机制。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思维，更是一种实践智慧的行动；实践智慧不局限于逻辑——数学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求真的过程³。」教会践行到底体现什么信念？其体现的内容是否与基督信仰相符？这不只纯属对与错（right and wrong）的讨论，更涉及辨别善与恶（good and evil），这是说达成良好的动机，其过程同时可以是一件恶事，于是教会其践行便不独是关乎正确与否的事情，更重要是体现良善的美事。就此而言，我们便不能从抽象伦理或原则出发学习辨识，反之，要从具体事件中学习分辨当中诸多声音，即来自四方八面的声音中，谁才是来自耶稣的言语。故此，笔者认为可借二○一七年举行的「主爱临香江」作具体範例，体现辨识如何呈现出一个求真的过程。

大型布道会的善恶对错

　　从「主爱临香江」启动礼得知，「是次全港布道大会将于二○一七年底举行，该年是特首选举年，总干事陈一华牧师表示，面对社会的撕裂、仇恨，香港正需要一个大型布道会，回应时代需要。」（一四八二期《时代论坛》热线追击，二○一六年一月廿四日）主办单位「期望借大型布道会，震撼整个城市，让主爱临到香港。」（一四八二期《时代论坛》热线追击，二○一六年一月廿四日）陈一华进一步澄清「更重要是大会前夕这廿个月的日子」，可透过推广「关爱行动」、推行「祈祷聚会」及推动「培训装备」来服事、祝福及复兴教会。（二○一七年香港福音盛会专讯第二期）论者曾从不同角度回应，如胡志伟在〈从「教会普查」再思布道事工〉中，便从布道成效指出大型布道会成效较「关系式布道」或「生活化布道」低。（一四八四期《时代论坛》「众议园」，二○一六年二月七日）马保罗更以〈今时今日，最要紧的不是传福音〉为题，指出传福音不是传讲一套罐头式的福音讲述，「应是更加带着信心和盼望地，鼓励信徒在今日香港为盐为光。」（《信仰百川》网站，二○一六年二月廿二日）陈韦安于〈含泪为福音盛会祷告〉发出「我祈求主爱临香江，更祈求主光照教会」的祷词，似乎如他所言「处于『同意』与『不同意』狭缝之间的困苦。」（一四八五期《时代论坛》「时代．粉红」专栏，二○一六年二月十二日）那么笔者持什么立场？我们可以如何思考此类事件？就笔者看来：一、传福音是教会不可或缺的践行；二、大型布道会有违反福音之嫌；三、只需忠于福音，大型布道会仍然可行。这先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福音？其性质将决定及影响如何阐述福音自身。在此，笔者认为曾任印度宣教士的神学家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之思想能为我们提供洞见。

　　歌谦（Michael W.Goheen）正确诠释纽毕真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宣布的好消息（good news）是关乎上帝的统治（the reign of God）。在耶稣基督身上，上主最终目的被揭露及完成。父的国度构成了子工作的脉络。耶稣基督揭示和完成那国度。圣灵见证那国度在耶稣里临在⁴。」因此，就如马保罗所言，福音并不是便携式罐头物品，而是关乎进入上帝国度、被上帝国度管治及活出上帝国度生命的事。一个犹太男子在地上某个时间、地点，借其生活、死亡和复活，上帝揭示和完成其对整个受造世界之目的，也是上帝国度宣布末时，关于人类和宇宙的故事将会走到终局，而耶稣的意图明确地表明：他呼召、拣选及准备一个群体去承担及传递这故事到地上其他角落⁵。纽毕真明言唯一能诠释福音的是会众委身此故事，并借此而活，他更进一步指出尽管福音布道活动、展示圣经、会议，什至印行书籍都有其重要性，但相比来说，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因为它们只在植根于并导引回归信仰群体时，才有力量来实现自身之目的⁶ 。更重要的是，这信仰群体的会众是进入公共生活的不同部份去宣认基督、揭露那开始但仍然隐藏的国度，其中新创造的实在临在、被知悉、被经验，因此地方教会作为记号（sign）、工具（instrument），和上帝对社会的救赎恩典之预尝（foretaste）⁷。简言之，福音是好消息，但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上帝的统治，体现在耶稣身上，进而涉及某种生活，这同时是信仰的公共性意义所在⁸ 。

福音：走入人群的上帝统治

　　故此，传福音是抵抗的最重要形式（the very highest form of resistance is evangelism）⁹，因为言说真理就是用上帝的眼睛看清现实（reality）¹⁰。这意味并非对当前的不义和暴力视作不见，同时，也是开放地去寻找机会宣布和平的好消息，这好消息是宽恕、和好，而在基督里的新创造是对邪恶权势最大攻击，因为只有福音才能中断暴力和暴力的循环。因此，传福音是教会不可或缺的践行，这是因为上帝在世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信仰群体，而不是借其他途径去完成。对体现上帝的目的而言，除了信仰群体，一切都是次要的，那管是个人职业、政治见解、经济援助穷人、学习、创作伟大的音乐或个人道德纯正等，于是影响社会的主要方式就是呼召人加入教会、培育他们日益成熟，成为基督的门徒，这是涉及进入上帝国度的事情，也涉及在生活中呈现上帝子民的生命。福音便是呼召压迫与被压迫者一同悔改，成为教会的一部份。示威、游行可以是反对压迫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呼召压迫与被压迫者进入教会。改变政治结构主要不是通过游说或选举，而是邀请人们加入教会。游说或选举可是一种方式，但更重要是呼召人们进入教会。这便是为什么保罗没有攻击奴隶制的原因，他认为废除奴隶制的方式是要借更多的人进入教会和理解谁是他们的主。如此说来，我们岂不是更要支持二○一七年的「主爱临香江」吗？特别是主办单位要在特首选举年，借不同活动回应时代需要。可是，笔者基于上述思考，却认为此大型布道会有违反福音之嫌。

　　纽毕真曾指出当福音被宣讲后，当下的情况便不再一样了，因为人类故事的真正意义已被披露，它永远不能恢复到旧的和谐、旧的安全或过去旧的静态模式。在聆听当下，便要决定支持或反对基督，视基督作为历史的线索，或是借其他线索去理解历史。如此，我们真的仍能在特首选举年无视当前政府首长的滥权、施政挑动民怨？当言及社会的撕裂、仇恨时，我们真的仍能无视始作俑者的暴行？笔者在此再次指出：福音是好消息，而其内容涉及上帝的统治，且体现在耶稣身上。任何布道会如只巩固旧世界的秩序，让受众安乐地活在既有状况中，那么我们都可对其所传的「福音」抱疑，因为这「福音」没有在处境中（in the context）带来审判及赦免。这进而涉及另一问题——那便是失去福音的具体性，这是基于福音没有了诠释的群体及对象。既然，福音内容是上帝的统治，且体现在耶稣身上，那便会涉及某种生活，而这便是信仰群体在具体时间及空间里的诠释，因此，大型布道会失去这种生活，也就是失去福音体现的场所，这也是纽毕真在〈福音作为公共真理〉（The Gospelas Public Truth）明言：「确定福音作为公共真理是邀请接受一个新的思考起点，真理将只在思考和行动的生活历程中被证明¹¹。」笔者什至认为大型福音聚会，正掏空了教会的能力，令我们留下空洞的生活，或是没有肉体的灵魂，于是教会变得「口水多过茶」（more wordy），换言之，生活就是具体地体现福音公共性的场所，当福音失去其公共性时，便是失去具体另类生活了。

福音好消息的新酒新瓶

　　与此同时，纽毕真提醒我们，教会的首要责任是忠实地见证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邀请对话的过程，因为作见证的社群，事先并不知道这信息在人类生活不同领域中意味着什么意思，这是基于基督的临在总是活生生地介入人群当中，而非过去静态的资讯¹²。这进一步的提问是，什么是生活？这又如何在信仰群体里呈现？由于此课题已超过本文範围，笔者期望能在另文讨论，¹³在此，先借具体事例阐明，如：当信徒加入警队，而警队气氛已经有走向内地公安的表现时，教会便要教导信徒是否应加入警队，又或有勇气在背叛警队的团结一气前提下拒绝执勤。又如：日后基督教学校在教育局要求下，是否愿冒上犯上风险，拒绝在校内每天唱国歌、向国旗致敬？基督徒老师是否愿意拒绝上位者的要求，在力争上游下，把原初服事学习能力低的基督教学校更新成为精英学校？基督徒家长是否接受孩子每天没有精英式的训练，只完成最低的学习要求？又或，富裕的信徒是否愿意与贫穷人一同吃喝为友，而非只怜悯地帮助他们？信徒的生活不是自命比人圣洁，而是真实地在处境中如何见证天国在人间，这就是教会的践行，也就是前文提及辨识的重要——教会是在践行中重塑自身的神学╱伦理学。那么，大型福音聚会是否并不可行？笔者认为大型福音聚会正要预设教会的另类生活，只要有此另类生活作基础，大型布道会仍然是可行之途。

　　最后，笔者借曹伟彤的文章作结，他说：「为何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爱我们这位肢体，就像耶稣爱我们爱到底一样；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爱一些在困惑中的肢体，要帮助各人学习辨别真伪和对错，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处事。我们相信有圣灵住在心中，引领我们去爱、去建立基督的身体¹⁴ 。」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