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及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在《異類僑居者所居之處》（Where Resident Aliens Live: Exercises for Christian Practice）曾指出「我們需要一些擁有技能的牧者，他們能分析我們當下的踐行，質問這些踐行是服事哪一個社會秩序，並帶領我們進入特殊的基督教習慣¹。」這是因為不同踐行將體現出迥異的意義²。故此，牧者首要之責，便要學習辨識，而這同時是教會首要之務。曹偉彤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訊內，以〈教導：知所辨識〉為題，便一語中的地道出辨識的真義：「辨識……不是一套在議會式辯論程序中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一種追尋真理的運作機制。它不僅是『解決問題』的思維，更是一種實踐智慧的行動；實踐智慧不局限於邏輯——數學的思維方式，它是一個求真的過程³。」教會踐行到底體現甚麼信念？其體現的內容是否與基督信仰相符？這不只純屬對與錯（right and wrong）的討論，更涉及辨別善與惡（good and evil），這是說達成良好的動機，其過程同時可以是一件惡事，於是教會其踐行便不獨是關乎正確與否的事情，更重要是體現良善的美事。就此而言，我們便不能從抽象倫理或原則出發學習辨識，反之，要從具體事件中學習分辨當中諸多聲音，即來自四方八面的聲音中，誰才是來自耶穌的言語。故此，筆者認為可藉二○一七年舉行的「主愛臨香江」作具體範例，體現辨識如何呈現出一個求真的過程。

大型佈道會的善惡對錯

　　從「主愛臨香江」啟動禮得知，「是次全港佈道大會將於二○一七年底舉行，該年是特首選舉年，總幹事陳一華牧師表示，面對社會的撕裂、仇恨，香港正需要一個大型佈道會，回應時代需要。」（一四八二期《時代論壇》熱線追擊，二○一六年一月廿四日）主辦單位「期望藉大型佈道會，震撼整個城市，讓主愛臨到香港。」（一四八二期《時代論壇》熱線追擊，二○一六年一月廿四日）陳一華進一步澄清「更重要是大會前夕這廿個月的日子」，可透過推廣「關愛行動」、推行「祈禱聚會」及推動「培訓裝備」來服事、祝福及復興教會。（二○一七年香港福音盛會專訊第二期）論者曾從不同角度回應，如胡志偉在〈從「教會普查」再思佈道事工〉中，便從佈道成效指出大型佈道會成效較「關係式佈道」或「生活化佈道」低。（一四八四期《時代論壇》「眾議園」，二○一六年二月七日）馬保羅更以〈今時今日，最要緊的不是傳福音〉為題，指出傳福音不是傳講一套罐頭式的福音講述，「應是更加帶著信心和盼望地，鼓勵信徒在今日香港為鹽為光。」（《信仰百川》網站，二○一六年二月廿二日）陳韋安於〈含淚為福音盛會禱告〉發出「我祈求主愛臨香江，更祈求主光照教會」的禱詞，似乎如他所言「處於『同意』與『不同意』狹縫之間的困苦。」（一四八五期《時代論壇》「時代．粉紅」專欄，二○一六年二月十二日）那麼筆者持甚麼立場？我們可以如何思考此類事件？就筆者看來：一、傳福音是教會不可或缺的踐行；二、大型佈道會有違反福音之嫌；三、只需忠於福音，大型佈道會仍然可行。這先決的問題是：甚麼是福音？其性質將決定及影響如何闡述福音自身。在此，筆者認為曾任印度宣教士的神學家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之思想能為我們提供洞見。

　　歌謙（Michael W.Goheen）正確詮釋紐畢真的思想，就是「耶穌基督宣佈的好消息（good news）是關乎上帝的統治（the reign of God）。在耶穌基督身上，上主最終目的被揭露及完成。父的國度構成了子工作的脈絡。耶穌基督揭示和完成那國度。聖靈見證那國度在耶穌裡臨在⁴。」因此，就如馬保羅所言，福音並不是便攜式罐頭物品，而是關乎進入上帝國度、被上帝國度管治及活出上帝國度生命的事。一個猶太男子在地上某個時間、地點，藉其生活、死亡和復活，上帝揭示和完成其對整個受造世界之目的，也是上帝國度宣佈末時，關於人類和宇宙的故事將會走到終局，而耶穌的意圖明確地表明：祂呼召、揀選及準備一個群體去承擔及傳遞這故事到地上其他角落⁵。紐畢真明言唯一能詮釋福音的是會眾委身此故事，並藉此而活，他更進一步指出儘管福音佈道活動、展示聖經、會議，甚至印行書籍都有其重要性，但相比來說，這些東西都是次要的，因為它們只在植根於並導引回歸信仰群體時，才有力量來實現自身之目的⁶ 。更重要的是，這信仰群體的會眾是進入公共生活的不同部份去宣認基督、揭露那開始但仍然隱藏的國度，其中新創造的實在臨在、被知悉、被經驗，因此地方教會作為記號（sign）、工具（instrument），和上帝對社會的救贖恩典之預嘗（foretaste）⁷。簡言之，福音是好消息，但好消息的內容是甚麼？就是上帝的統治，體現在耶穌身上，進而涉及某種生活，這同時是信仰的公共性意義所在⁸ 。

福音：走入人群的上帝統治

　　故此，傳福音是抵抗的最重要形式（the very highest form of resistance is evangelism）⁹，因為言說真理就是用上帝的眼睛看清現實（reality）¹⁰。這意味並非對當前的不義和暴力視作不見，同時，也是開放地去尋找機會宣佈和平的好消息，這好消息是寬恕、和好，而在基督裡的新創造是對邪惡權勢最大攻擊，因為只有福音才能中斷暴力和暴力的循環。因此，傳福音是教會不可或缺的踐行，這是因為上帝在世的工作主要是通過信仰群體，而不是藉其他途徑去完成。對體現上帝的目的而言，除了信仰群體，一切都是次要的，那管是個人職業、政治見解、經濟援助窮人、學習、創作偉大的音樂或個人道德純正等，於是影響社會的主要方式就是呼召人加入教會、培育他們日益成熟，成為基督的門徒，這是涉及進入上帝國度的事情，也涉及在生活中呈現上帝子民的生命。福音便是呼召壓迫與被壓迫者一同悔改，成為教會的一部份。示威、遊行可以是反對壓迫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呼召壓迫與被壓迫者進入教會。改變政治結構主要不是通過游說或選舉，而是邀請人們加入教會。游說或選舉可是一種方式，但更重要是呼召人們進入教會。這便是為甚麼保羅沒有攻擊奴隸制的原因，他認為廢除奴隸制的方式是要藉更多的人進入教會和理解誰是他們的主。如此說來，我們豈不是更要支持二○一七年的「主愛臨香江」嗎？特別是主辦單位要在特首選舉年，藉不同活動回應時代需要。可是，筆者基於上述思考，卻認為此大型佈道會有違反福音之嫌。

　　紐畢真曾指出當福音被宣講後，當下的情況便不再一樣了，因為人類故事的真正意義已被披露，它永遠不能恢復到舊的和諧、舊的安全或過去舊的靜態模式。在聆聽當下，便要決定支持或反對基督，視基督作為歷史的線索，或是藉其他線索去理解歷史。如此，我們真的仍能在特首選舉年無視當前政府首長的濫權、施政挑動民怨？當言及社會的撕裂、仇恨時，我們真的仍能無視始作俑者的暴行？筆者在此再次指出：福音是好消息，而其內容涉及上帝的統治，且體現在耶穌身上。任何佈道會如只鞏固舊世界的秩序，讓受眾安樂地活在既有狀況中，那麼我們都可對其所傳的「福音」抱疑，因為這「福音」沒有在處境中（in the context）帶來審判及赦免。這進而涉及另一問題——那便是失去福音的具體性，這是基於福音沒有了詮釋的群體及對象。既然，福音內容是上帝的統治，且體現在耶穌身上，那便會涉及某種生活，而這便是信仰群體在具體時間及空間裡的詮釋，因此，大型佈道會失去這種生活，也就是失去福音體現的場所，這也是紐畢真在〈福音作為公共真理〉（The Gospelas Public Truth）明言：「確定福音作為公共真理是邀請接受一個新的思考起點，真理將只在思考和行動的生活歷程中被證明¹¹。」筆者甚至認為大型福音聚會，正掏空了教會的能力，令我們留下空洞的生活，或是沒有肉體的靈魂，於是教會變得「口水多過茶」（more wordy），換言之，生活就是具體地體現福音公共性的場所，當福音失去其公共性時，便是失去具體另類生活了。

福音好消息的新酒新瓶

　　與此同時，紐畢真提醒我們，教會的首要責任是忠實地見證已經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個邀請對話的過程，因為作見證的社群，事先並不知道這信息在人類生活不同領域中意味著甚麼意思，這是基於基督的臨在總是活生生地介入人群當中，而非過去靜態的資訊¹²。這進一步的提問是，甚麼是生活？這又如何在信仰群體裡呈現？由於此課題已超過本文範圍，筆者期望能在另文討論，¹³在此，先藉具體事例闡明，如：當信徒加入警隊，而警隊氣氛已經有走向內地公安的表現時，教會便要教導信徒是否應加入警隊，又或有勇氣在背叛警隊的團結一氣前提下拒絕執勤。又如：日後基督教學校在教育局要求下，是否願冒上犯上風險，拒絕在校內每天唱國歌、向國旗致敬？基督徒老師是否願意拒絕上位者的要求，在力爭上游下，把原初服事學習能力低的基督教學校更新成為精英學校？基督徒家長是否接受孩子每天沒有精英式的訓練，只完成最低的學習要求？又或，富裕的信徒是否願意與貧窮人一同吃喝為友，而非只憐憫地幫助他們？信徒的生活不是自命比人聖潔，而是真實地在處境中如何見證天國在人間，這就是教會的踐行，也就是前文提及辨識的重要——教會是在踐行中重塑自身的神學╱倫理學。那麼，大型福音聚會是否並不可行？筆者認為大型福音聚會正要預設教會的另類生活，只要有此另類生活作基礎，大型佈道會仍然是可行之途。

　　最後，筆者藉曹偉彤的文章作結，他說：「為何我們要這樣做？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愛我們這位肢體，就像耶穌愛我們愛到底一樣；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愛一些在困惑中的肢體，要幫助各人學習辨別真偽和對錯，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去處事。我們相信有聖靈住在心中，引領我們去愛、去建立基督的身體¹⁴ 。」

編按：分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