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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

宗教关系新释

习指出，要「建构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宗教关系」的概念，最早是胡锦涛在2006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当时他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视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的「五大关系」。不过，胡锦涛时代对「宗教关系」的界定，主要是指「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¹

在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讲话将「宗教关系」重新界定为：「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这个广大了的定义，反映出习近平对宗教问题的重视。正如他在讲话开始，便指「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具有特殊重要性」，这重要性表现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² 众所周知，习近平执政后，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改了《国家安全法》，因此，他将宗教纳入国家安全问题内，反映其对宗教工作的重视。诚如习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这种「辩证」思维，承继了江泽民强调宗教的社会作用，同时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但又将之置于「辩证」的关系之中。意思是：「既不能夸大宗教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夸大宗教的积极作用。要为宗教发挥积极作用，抑制消极因素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引导和支持宗教界弘扬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不断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³

正是基于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辩证理解，习近平全面地界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涉及的各种关系：既有政治层面（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层面（社会与宗教、 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宗教层面（国内不同宗教的关系）以及国际与外交层面（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有关界定，与江泽民时代提出的「宗教事务」概念相比，显然有广的延伸。「宗教事务」指「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为党国介入及管理「宗教事务」，建立了合理性（涉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开启了往后全国以至地方级别的《宗教事务条例》的颁布与修改工作。⁴ 据时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叶小文指出，宗教事务的概念，正是要将政府管理宗教，由「法律」层面进入「公共」层面。因为，有些宗教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严格而言并没有触犯法律，构成犯罪问题，但却仍对社会带来不良后果。他举了「宗教狂热」现象为例，指「狂热」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犯罪问题的层次，无法单靠法律手段去规範。因此，「宗教事务」概念所指的「国家利益及公会公共利益」，便为国家进行必要的行政管理赋予基础。⁵

宗教工作的「法」治化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呼应了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精神，明确提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範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⁶ 可见，一方面，这是继承了胡锦涛时代提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的目标，另方面，也反映出习企图将对宗教的管理，纳入更全面的法津体系内。正因为宗教涉及各层次的关系，关系到中共管治的基础，党国更要在辩证的考虑下，强化对宗教发展的引导，使之更符合党国的需要。而「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将成为习近平时代宗教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是中央「依法行政」大方向在宗教领域的落实。诚然，「有法可依」比「无法无天」时代或「人治」进步，不过，这种进步，如果只在依法行政的技术层面取得保弹，但却未能在核心价值上有所突破的话，「有法可依」只是「『依』法治国」，什至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的表现，跟「法治」（rule of law）仍有很远的距离。质言之，习近平强调的「必须提高宗教法治化水平」，其「法治化」只是为党国管控及规範宗教，做到有「法」可依，以「法」行事，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在法律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仍是值得商榷的。⁷

事实上，近年中国政府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明显地将其中的「宗教」因素淡化，而突显其中的「法律」问题，并且将宗教不能「违法」、宗教不在法律以外等理由高调宣示，作为合理化规管宗教的依据。最近浙江省以宗教违法建筑名义来强拆省内教堂的十字架，便充份反映这种取向。⁸ 至于强拆过程中当局如何不遵守法律，并且以粗暴方式来行动，宗教界合法权益完全被漠视，在在反映出当局对「法治」的理解与实践。宗教工作「法」治化，更多体现的是传统中国「法」家化的精神，是宗教工作以「法」加强管「治」化的实践。

党的领导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要处理好宗教关系，「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⁹ 因此，法治化只不过是这种「姓党」或「党性」的工具而已。职是之故，「政教分离」只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即是全面防範宗教组织及宗教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但却为党国借「依法对涉及国家利于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名，而管理宗教事务及宗教关系，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政治理据。

因此，习讲话中提及的「导」：「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其重点不完全是「疏『导』」，而是强而有力的「领『导』」，关键是，党要「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¹⁰ （未完，待续）

编按：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文章原刊于作者Facebook专页，蒙允准刊载。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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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习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新华网，2016年4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