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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文）

宗教關係新釋

習指出，要「建構積極健康的宗教關係」。「宗教關係」的概念，最早是胡錦濤在2006年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提出。當時他把「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等，視作「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貢獻」的「五大關係」。不過，胡錦濤時代對「宗教關係」的界定，主要是指「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信仰不同宗教群眾之間的關係」。¹

在這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講話將「宗教關係」重新界定為：「黨和政府與宗教、社會與宗教、國內不同宗教、我國宗教與外國宗教、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的關係。」這個廣大了的定義，反映出習近平對宗教問題的重視。正如他在講話開始，便指「宗教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具有特殊重要性」，這重要性表現於：「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關係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係，關係社會和諧、民族團結，關係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² 眾所周知，習近平執政後，高度重視國家安全，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修改了《國家安全法》，因此，他將宗教納入國家安全問題內，反映其對宗教工作的重視。誠如習在2015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這種「辯證」思維，承繼了江澤民強調宗教的社會作用，同時具有積極與消極的「兩重性」，但又將之置於「辯證」的關係之中。意思是：「既不能誇大宗教的消極作用，也不能誇大宗教的積極作用。要為宗教發揮積極作用，抑制消極因素創造有利條件和環境、引導和支持宗教界弘揚積極因素、抑制消極因素。因勢利導，趨利避害，不斷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³

正是基於對宗教社會作用的辯證理解，習近平全面地界定了宗教在中國社會涉及的各種關係：既有政治層面（黨和政府與宗教）、社會層面（社會與宗教、 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的關係），宗教層面（國內不同宗教的關係）以及國際與外交層面（我國宗教與外國宗教的關係）。有關界定，與江澤民時代提出的「宗教事務」概念相比，顯然有廣的延伸。「宗教事務」指「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為黨國介入及管理「宗教事務」，建立了合理性（涉及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開啟了往後全國以至地方級別的《宗教事務條例》的頒佈與修改工作。⁴ 據時為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的葉小文指出，宗教事務的概念，正是要將政府管理宗教，由「法律」層面進入「公共」層面。因為，有些宗教產生的社會負面影響，嚴格而言並沒有觸犯法律，構成犯罪問題，但卻仍對社會帶來不良後果。他舉了「宗教狂熱」現象為例，指「狂熱」不屬於或不完全屬於犯罪問題的層次，無法單靠法律手段去規範。因此，「宗教事務」概念所指的「國家利益及公會公共利益」，便為國家進行必要的行政管理賦予基礎。⁵

宗教工作的「法」治化

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呼應了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精神，明確提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規範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係」。⁶ 可見，一方面，這是繼承了胡錦濤時代提出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的目標，另方面，也反映出習企圖將對宗教的管理，納入更全面的法津體系內。正因為宗教涉及各層次的關係，關係到中共管治的基礎，黨國更要在辯證的考慮下，強化對宗教發展的引導，使之更符合黨國的需要。而「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將成為習近平時代宗教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是中央「依法行政」大方向在宗教領域的落實。誠然，「有法可依」比「無法無天」時代或「人治」進步，不過，這種進步，如果只在依法行政的技術層面取得保彈，但卻未能在核心價值上有所突破的話，「有法可依」只是「『依』法治國」，甚至是「『以』法治國」（rule by law）的表現，跟「法治」（rule of law）仍有很遠的距離。質言之，習近平強調的「必須提高宗教法治化水平」，其「法治化」只是為黨國管控及規範宗教，做到有「法」可依，以「法」行事，宗教界的合法權益是否能在法律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仍是值得商榷的。⁷

事實上，近年中國政府在處理宗教問題上，明顯地將其中的「宗教」因素淡化，而突顯其中的「法律」問題，並且將宗教不能「違法」、宗教不在法律以外等理由高調宣示，作為合理化規管宗教的依據。最近浙江省以宗教違法建築名義來強拆省內教堂的十字架，便充份反映這種取向。⁸ 至於強拆過程中當局如何不遵守法律，並且以粗暴方式來行動，宗教界合法權益完全被漠視，在在反映出當局對「法治」的理解與實踐。宗教工作「法」治化，更多體現的是傳統中國「法」家化的精神，是宗教工作以「法」加強管「治」化的實踐。

黨的領導

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已經明確指出，要處理好宗教關係，「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必須堅持政教分離，堅持宗教不得干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實施，堅持政府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 」⁹ 因此，法治化只不過是這種「姓黨」或「黨性」的工具而已。職是之故，「政教分離」只不過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教分離，即是全面防範宗教組織及宗教進入社會公共領域，但卻為黨國藉「依法對涉及國家利於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名，而管理宗教事務及宗教關係，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政治理據。

因此，習講話中提及的「導」：「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其重點不完全是「疏『導』」，而是強而有力的「領『導』」，關鍵是，黨要「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動權」。¹⁰ （未完，待續）

編按：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文章原刊於作者Facebook專頁，蒙允准刊載。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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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新華網，2016年4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